康德曾经说过，“有两种东西，我们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所唤起的那种越来越大的惊奇和敬畏就会充溢我们的心灵。这就是繁星密布的苍穹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6] 169}这句话虽然说的很精彩，但康德在这里也只是涉及到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而没有注意到社会科学。此外，相对他的理解，人们的心中除了“道德律”，当然还有更为广阔的人文空间，这就是所有人文科学的学科所探索的那些领域。如果说自然科学研究我们身外的宇宙万物，社会科学关注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现象，人文科学指向的则是我们的内心世界。人的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决定了人文科学发展的无穷前景。

三、 三类科学的人文联系

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作为一个统一的科学体系来看待，有利于排除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这就是把“科学”和“人文”看作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甚至是对立的文化现象。实际上，这基本上是一种误解。从本质上讲，“科学”就是人的一种文化，或者说科学是人文的一部分，即人类文明中理性的部分。从更深的层面看，科学精神本身就有人文的内涵，比如求实的态度和创新的意识。如果把科学和人文对立起来，实际上就等于把人的头脑和身体对立起来，是把“末”和“本”对立起来。当然，人类文明的内容是丰富的，它包含科学但也超出了科学的范围，也是现代科学研究的对象，尤其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

具体看，人类文明的成分是丰富的，除了科学技术，在社会层面还有各种制度的建构，在精神层面更有信仰、价值、理想等。相对而言，科学研究主要进行知识的探索、传播、应用和发展，科学研究是由好奇心和探索的激情驱动的，提倡怀疑，要做实验，强调证据，重在创新。与之不同，各种社会制度的建构，离不开人和人之间的互动，会涉及人们的利益和主观愿望。而价值观念（value）、道德准则（morality）、社会理想( ideal)、宗教信仰（belief, religion）等更有非理性的色彩，要求人的认同甚至信仰，不提倡置疑，是纯精神的，是信念，有些还很难得到实际的验证，有的甚至是不可验证的。但科学作为人类文明中的理性，显然可以穿透文明的各个层面，不但可以对自然现象进行理性的探索，也可以对社会现象进行理性的探索，还可以让理性的锋芒穿透人类的内心世界。比如说，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就是从理性的角度研究不同的社会现象，而文学、历史学、哲学、语言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则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研究更广阔的人文现象，把理性触角几乎伸到了人类文化的所有领域。在理性的意义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又都是统一的科学，是整个人类文化中最能体现理性的部分，充分显示了人类文明的理性色彩。

关于科学和其他人文现象之间的联系，还可以有更深层次的分析。比如，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人文现象，虽然是以信仰为核心的，与理性的科学截然不同，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也有理性的成分。比如，宗教从人性的角度认为人是不完善的，只有神才是全知全能至善的。如果从科学的角度看，神的全知、全能和至善的问题已超出了其研究的范围，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但就宗教认为人是不完善的这一点，又是符合科学结论的，因而也体现了最大的理性。当然，科学也可以研究宗教，这就是“宗教学”。“宗教学”之所以和“宗教”不一样，是因为“宗教学”从科学和理性的角度研究宗教这种文化现象，研究者本人可能信仰宗教，也可能并不信仰其研究的宗教。

此外，科学本身是理性的，但科学研究活动中又不能排除非理性的因素，或者说，科学归根到底是人的活动，有其人文的基础，而人性是复杂的，人类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又是统一的。很多科学家也信仰上帝，但这并不排斥和妨碍他们从理性的角度研究自然、社会和人文现象。至于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则更是常常充满非理性的因素。比如，ＤＮＡ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克拉克的科研自传就是《狂热的追求》（What Mad Pursuit: A Personal View of Scientific Discovery）^[7]。在爱因斯坦眼里，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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