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福柯否认实在的、一致的和普遍的人性的存在,认为它只是历史性建构起来的观念。就精神气质来说,福柯的反人文主义是一种超越传统人文主义的“人文主义”。他对现代人的形象进行了独特的描述,认为现代人是权力对现代个体全面奴役的产物,批判了现代西方文明泯灭差异性、用普遍性凌驾一切的本质。在福柯看来,现代社会通过三种客体化的方式将人改造成符合主体标准的现代人。针对现代人的历史境遇,他提出了局部斗争和现代生存美学作为解放方案,但是两个方案存在着很多缺陷。
[关键词] 福柯;人学;历史境遇
福柯之所以关注权力问题是因为他对“通过某些作用于我以及我作用于他人的权力关系而把自我建构为主体”感兴趣。[1](p506)换言之,他感兴趣的是现代个体被建构为主体的历史境遇。这一点,可以从后期福柯总称其理论为“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得到映证。实际上,福柯的思想中包含了以现代人的历史性存在为中心的人学理论,对于研究现代人及其解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没有实在的、一致的和普遍的人性
从现代哲学史上看,主体与抽象的人性观念几乎是两位一体的。“主体”的存在和使用暗含着对实在的、一致的和普遍的人性的承认。主体似乎是抽象以后的“人”,实在的、一致的和普遍的人性的化身。
与传统观点相反,福柯认为,主体和人性是人自己建构出来的观念,与之相对应的实在性、一致性和普遍性的主体和人性根本就不存在。他明确地指出:“我相信不存在独立自主、无处不在的普遍形态的主体。”[2](p19)同样,人性观念也不具有科学客体意义上的实在性,“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它的功能作用于科学词汇而非客体。”[1](p217)并且,现代主体、人性观念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19世纪初被建构起来”[3]。进一步地,历史性的主体、人性观念有它就有一个诞生和消亡的历史过程,而不会作为 “实体”超越于历史之外。并且,福柯认为主人性观念必然随着现代知识型的解体而消解,并且发现了现代知识型正在崩溃的迹象,这就是著名“人之死”命题包含的意义。
在福柯看来,建构人性观念的动机有两个:为了“解放和自由的实践” [1](p217),即人的自由和解放运动可以以人性的名义以获得其合法性;为了解决现代知识自身存在的问题,即人性作为术语起到了“知识指示器的作用” [1](p217),可以把相关的知识、观念组织起来。
没有实在性、一致性和普遍性的主体与人性,它们只是历史性建构出来的观念,这是福柯思想始终坚持的原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福柯的人学理论是反主体、反人性的“反人性论”。从这一立场出发,考察主体、人性对现代社会个体生存束缚,并提出了从主体压制中解放方案,这些构成了福柯人学理论的主要内容。所以,其人学理论也可以看作对主体、人性的社会批判。
有一种观点认为,福柯用非理性主体取代了理性主体,进而反对现代知识、科技。实际上,福柯并不反对知识、科技,更非要用一个没有理性、知识和科技的世界来取代理性世界,而是指出人性、“人心”概念的存在与这个科技世界是一体的。福柯反对所有实体性的人性,包括把人性理解为非理性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福柯后期存在着“对希腊人的回归”、“对主体的回归”。实际上,福柯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指出他对希腊思想的研究,不是要取代什么、破坏什么,更不是要“回到古希腊”。[1](p520-522)进一步而言,他认为古希腊并不存在主体。所以,“认为福柯重又发现,重又找到他最初所否定的主观性,是一个误会,是一个与对‘人的消亡’的理解同样大的误会。”[4]福柯进一步批判了以人性观念为基础的人文主义。他认为,自称人文主义的各种思想、事件和运动混乱不堪甚至相互冲突的,根本不能用“人文主义”来统摄,所以,“人文主义不仅不存在于别的文化中,而且在我们的文化中也很可能是一种幻影” [1](p78)。“人文主义”被各种主题所青睐,不过是被用来对各派主张进行美化。福柯甚至认为,人文主义泯灭个体的“权力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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