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传统观念，人性观念是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的伟大成果，人文主义运动是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目的。所以，福柯对人性的解构及其反传统人文主义的立场击中西方文明的要害，极具颠覆性力量。但是，他并非要全盘否定人性论和人文主义，而是试图解除各种人性观念对人的解放和自由的束缚，以求得一种超越传统人文主义的更高的解放和自由。所以，就精神气质来说，福柯的反人文主义是一种超越传统人文主义的“人文主义”。

二、现代人的标准形象

总的说来，福柯对现代人历史性境遇的研究有两个特点。第一，碎片化。在福柯看来，现代人是支离破碎的，并没有所谓实在的、一致的和普遍的本性，这决定了他对现代人的论述是非总体化的，而是在具体的社会环境尤其是那些长期被人们所忽略的环境（比如监狱、精神病院、医院等等）中进行过具体的研究。第二，间接化。如果“非人”是指被认为丧失人性并被现代社会拒斥的人，福柯恰恰是通过“非人”来理解与现代人的。福柯考察的是疯子、病人、罪犯、“不正常的人”，通过对这些被排斥、被压制和被边缘化人群的研究，间接地考察对立的标准或正常的现代人。

在《词与物》中，福柯认为思想史的演变最终在现代形成了关于人作为说话的、有生命的和劳动着的人的形象。劳动的人，说明现代人是置身于匮乏感和贪婪欲中的人，它必须用劳动来解脱对死亡的恐惧。有生命的人，说明现代人无时无刻不意识到其有限性，被死亡所追赶又不停地逃避死亡威胁的人。说话的人，说明现代人语言进入其生存的核心，语言不再被理解为摹仿和重复物而是意愿的表达，并且语言被认为是使文明产生并维持民族精神的基础，所以现代人是不得不说话、不停说话的人，换言之，体验或体悟被抛弃。

福柯还谈到现代人其他一些特征。第一，现代人具有强烈的“求真意志”，对知识、真理无限崇拜。政治生活领域，现代人实现了“在一个正义的城邦中把权力交给真理话语”^[5]的梦想。个体生存领域，现代人自愿接受科学的指导，并且狂热地生产知识，甚至导致了现代知识的“多余症”^[2](p105)。第二，现代人生活在对自身肉体和心理健康的极度关注中。随着现代医学、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发展，新疾病不断被发现，新健康标准不断被制订，相关知识不断被宣传、灌输，“不正常”、“歇斯底里”、“性变态”等术语广为运用，整个社会被“精神病学化”。第三，现代人是无比热爱秩序和整齐划一。现代人的“理性就是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全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6]。秩序看作存在于自然、社会和个体行为的各个领域，自然应该服从人类生活的总体规划，社会应该科学地运转，个体应该遵守各种行为准则。最后，现代人冷酷无情，很难沟通。现代人认为，“权力有保卫社会的责任”^[7](p17)，他们观察着这个社会，监视着每一个人，同时也被别人监视着，随时警惕着不符合秩序的个体，随时对异常个体进行处置。现代人不愿与异己的思想沟通。在古典时代以前，人们和疯子还有某种形式的交流，进入现代社会这种交流消失，只剩下简单的监禁。

三、现代人是权力奴役的产物

在福柯看来，现代人是“把人变成主体”的产物。也就是说，本真的人并不是主体，并不依据所谓的“人性”来行动，现代社会对人进行改造，使之成为符合主体或人性标准的人即现代人，同时将不符合标准的人归入“非人”，并对其进行控制和规训。从某种意义上说，“把主体变成人”的过程就是“生产”现代人的过程。福柯指出，他所有的研究就是要揭示“在我们文化中把人变成主体的各种方式的历史”^[8](p271)。

福柯认为，“把人变成主体”实际上是现代权力建构现代人的过程。他写道，现代权力“是一种使个体成为主体的权力形式”^[8](p276)，“个人是权力的一种结果”， “权力通过它建构的个人而通行。” ^[7](p28)换言之，权力不仅建构了个人，而且必须要建构个人，否则它自身就不能顺利地运行。

文明意味着对人的改造和提升。相比前现代文明，福柯所讲的现代权力对人的改造有自己的特点。首先，这种改造实质是严格的齐一化，排斥任何非主体式的对人的理解和实践。主体是实在性、一致性和普遍性的，主体行为标准将适用于所有的人和每个人的一生，“把人变成主体”把所有人塑造成“服从一套专门的模式” ^[8](p279)的标准现代人。其次，这种改造以真理和知识的名义出现，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在西方现代社会中，人性被视为一种“准自然规律”，它宣称人的行动必须要自觉服从主体规律。这样一来， “把人变成主体”转化成个体的人应该自觉追求的“人性”，从而抹去了权力的压制的痕迹。于是，权力改造使人成为不自觉的奴隶。现代个体感觉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制，但又不知道压制来自何方，个体想反抗，又不知道反抗什么、如何去反抗。所以，现代权力对人的改造比以往任何文明都要严厉，甚至可以认为是一种全面的奴役。

福柯对现代人被权力奴役的揭露，无情地批判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个性”观念。按照福柯的逻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所谓“个性”、“自由”不过是主体、人性或现代人的变形，“个性”是权力建构的个性，“自由”是权力建构的自由，都是西方现代文明的诡计。有个性就意味着失去生命的原初动力，自由就意味着失去生命原初的意志力，“把人变成主体”不过是隐蔽的齐一化、标准化。于是，福柯对现代人的批判，最终指向的是就是现代西方文明泯灭差异性、用普遍性、“普遍意志”、“共同利益”等凌驾一切的本质。对普遍性的攻击，在当代哲学史上并非福柯的专利。福柯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攻击直接“针对着那种‘理性人’的排外的集体，即臆想的‘健全人’的自足的共同体”^[9]。也就是说，福柯的攻击是从人性切入的，并且这种切入表现为哲学的经验形式，揭示了普遍性奴役现代个体的具体状况。

四、现代人的“生产”

1983年，福柯总结了把人变成主体的“三种客体化的方式”：“第一种是力图给予自身以科学地位的探讨方式。……在我的工作的第二部分，我研究的对我所称的‘分离实践’中的主体的客体化。这种主体或是自身内部分离，或与他人分离。……最后，我力图寻找——就是我目前的工作——人把自己转变为主体的方法。” ^{[8](p271-272)}这三种客体化方式是权力改造个体，“生产”标准现代人的方式。

第一种客体化方式解决一个问题：现代个体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它是从人的认识结论形成人的行动标准的过程，就是通过对人的科学研究，寻找其所谓“本质”，形成“标准人”的相关观念，福柯主要是在《词与物》中探讨这种客体化方式。福柯通过回顾400年来的知识史、思想史，其目的就在于说明“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是由哪些部件和哪些碎片组成的……尝试着指出这一形象的现代性特征” ^[1](p79)，即现代知识是如何渗透进人的领域，最终是如何树立起现代人的形象的。

第二种客体化解决两个问题：哪些是不合乎标准的人？如何改造他们？

首先，要对人进行“区分”，即按照人性标准对个体进行归类。一方面，“自身内部分离”，就是使人意识到自身观念和行为中与社会标准不相符合的方面。另一方面，“与他人分离”，就是对人群按照某种标准来区别，划分成健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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