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问题尤其是科学问题与权力、伦理问题，是福柯哲学思考的三大基本主题之一。他认为，启蒙实践或现代实践整体隶属于三个大的领域：“对物的控制关系领域，对他人的行为关系领域，对自身关系的领域”
[14](P541)，这三个领域就对应着知识、权力和伦理三条轴线，“必须对它们的特性和相互关系作分析”[15](P541)。关于知识和科学，福柯提出大量深刻的、独到的见解，形成了一种反主体的后现代知识理论，主要包括知识的话语分析理论、“知识型”理论、知识－权力理论、规训（技术）理论等，彻底颠覆了传统认识论。对此，学界多有阐述，不再一一赘述。我们要讨论的是，福柯哲学在20世纪80年代被科学哲学界发现，从科学哲学史看其价值何在？
（一）“知识型”理论的意义
被谈论最多的是福柯“知识型”理论与库恩“范式”理论的相似之处。没有证据表明两人曾经相互影响，却异曲同工，这是当代哲学史上一桩轶闻。相比较而言，“知识型”理论比“范式”理论的计划更宏大，它要描述的是整个现代西方思想史的转型，而后者的主要目标是分析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革命。但是，“知识型”理论的论证远不如“范式”理论全面和严密，“知识型”理论没有考察数学、物理学等典型自然科学的演变就作出了结论。更重要的是，“知识型”在科学哲学界的影响远比不上“范式”，因此“知识型”理论引入科学哲学最多也不过是强有力地支持了科学革命、科学结构等历史主义的基本信念。这勉强算是福柯科学哲学的价值之一。实际上，科学哲学界发现福柯之时，库恩早已如日中天，历史主义也已发展到新历史主义，因此福柯对科学进行历史研究已经不是新思想了。也就是说，主流科学哲学转向历史主义的过程中，福柯并没有发挥作用。
（二）福柯对科学哲学的创新
福柯对科学哲学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福柯扩展了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福柯的科技史主要研究的是被认为不那么“严格”的自然科学如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性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如犯罪学、经济学、语言学等。在他看来，所有的知识都是平等的，必须要注重研究边缘化的学科。按照他的思路，科学哲学应该是广义的知识论即对知识的哲学探讨，而不仅仅是对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数学的探讨，而应该扩展到整个知识领域。并且，他和巴什拉一样，反对将知识总体合理化的理想，主张微观的、局部的合理化努力——“我们要做的是分析具体的理性，而不是总是引出一般的合理化过程。”[16](P274)也就是说，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知识不能用同一种模式来合理化，而是应该制定不同的标准。这就指出了哲学反思边缘性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乃至非科学知识的基本认识论原则，即多元化、具体化、局部化。总之，福柯提出的边缘化研究方向及其研究原则，值得科学哲学认真借鉴。
第二，福柯丰富了科学哲学的问题域。逻辑实证主义主要讨论有关现代物理学、数学和逻辑学的认识论问题，典型的比如科学划界问题、意义问题、发现与辩护的问题、判决性实验问题、理论与经验的关系问题，等等。历史主义扩大了科学哲学的问题域，把目光从自然科学内部引向外部，提出科学的动态发展模式、观察的理论负荷、科学共同体等问题。福柯科学哲学引出了许多新问题，比如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知识对人尤其是身体的规训问题，“被压迫的知识”与知识纪律化问题，人文社会科学哲学问题，反主体的知识论问题，反主体的科学编史学问题，真理与理性的历史问题，等等，它们与主流问题大相径庭，丰富了科学哲学的“问题库”。
第三，福柯给科学哲学增添了新的研究方法。相比于科学认识论，考古学是从实践的角度看待知识、科学的，即把它们看做一种实际展开的历史活动。相比于科学史研究，考古学是从话语角度来看待知识、科学的，即把它们看成按照一定形成规则组成的话语群中的一类。因此，考古学方法不同于传统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史研究，值得科学哲学尤其是科学史研究借鉴。谱系学是对考古学的修正。谱系学与考古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后者引入了权力分析方法，破除了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认识论观点。并且，谱系学还包含了完整知识－权力的分析方法，是分析科学与实践关系的有力武器。这两种方法中蕴含着的“解构”精神，提醒我们要与科学保持某种适当的距离，而不是一味地赞美。
第四，福柯实际提出了科学哲学研究的新目标。传统科学哲学的目标是理解或规范自然科学，而福柯对科学的哲学反思并不仅仅停留在科学之中，而是经由科学指向人类的终极问题。这是前述法国科学哲学的一大特点：不仅仅是“philosophy of science”，同时是“philosophy from science”，即一种由科学研究引发的关于人类最根本问题（比如人是什么）的哲学沉思。这启发科学哲学开掘新的研究范式，即经由科学问题回归一般哲学研究。这种思路必将极大地扩大科学哲学的视野，引发全新的思考，比如科学与当代生活，科学与自由、民主和平等，科学与伦理，科学与个体心理、群体心理，科学与经济危机，科学与社会风险，科学与非西方文化，等等。
相比于库恩所处的时代，科学哲学研究处于相对衰落的时期，甚至可以说出现了危机或枯竭的迹象。在这种状况下，以福柯为代表的另类思想兴起，新对象、新方法、新问题和新目标的引入，将给科学哲学注入新鲜的理论，创造新的增长点。但是，对于中国科学哲学而言，福柯的“反科学”气质太过激进。当前中国仍然需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提倡科学方法，培育科学传统。要承认福柯对于科学哲学的重要性，也要对其某些激进结论持保留态度。对待科学，既不能一味辩护，也不能一味批判，而是要理性地、历史地审度。
参考文献
[1] 王治河：《福柯》，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2] James E. Miller. 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 .New York: Anchor Books,1993.
[3][5][10][11][14][15] 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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