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K
和后SSK把知识生产看成社会建构的结果。实际上，SSK与后SSK的许多研究者都努力从福柯哲学中获取养分，尤其是其知识－权力理论和规训理论。比如，在《实验室生活》中，拉图尔和伍尔伽将福柯的微观权力分析、拉康的精神分析、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与建构主义结合起来，提出“事实的微观社会学”，以分析“事实的社会建构的微观过程”[6](P133)，并且评析了巴恩斯对福柯哲学的回应[7](P222)。在《实践的冲撞》中，皮克林尝试用规训理论解读气泡室的建造，并指出“对科学的文化研究”一个重要的方向“实际上是追随了福柯（1979）的思想”，“这一研究方向关注特定的规训和时间对科学文化的特化和构成作用”[8](P262)。皮克林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可以说是福柯谱系学在实验室研究中的发展，与后者相比较，前者更为强调非人类力量的作用，而在福柯那里，人是知识－权力穿透的非本真的人，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非人的”。
（三）对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科学哲学的影响
在福柯看来，谱系学是对“被压迫的知识”的研究。“被压迫的知识”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长期被人们忽视的、边缘化的历史知识，比如关于疯人、监狱、性、屠杀等的历史知识；还有一类是“一系列被剥夺资格的知识，被认为是不充分或精确的知识：素朴的知识，处在等级体系的下层，在被认可的知识和科学的层面之下”[9](P218) ，也就是一般被称为“低级知识”、“日常知识”、“地方性知识”、“特殊性知识”的那些知识。福柯呼吁“被压迫的知识的造反运动”，以反对18世纪以来按照客观性进行分级的“知识纪律化”过程，并为“妇女、犯人、新兵、病人和同性恋者”[10](P212)争取解放的运动、“工人自治、环境保护和女权运动”[11](P467)辩护。显然，女性知识、殖民地知识和生态知识都属于“被压迫的知识”，因而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后殖民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从福柯哲学尤其是谱系学中吸收营养就很正常了。比如，女性主义者“社会性别”的概念以及对身体的研究，借鉴了福柯的性别社会建构的观点以及身体谱系的观点，并比福柯更为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人们认为男性具有客观、抽象、理性的特征而女性则相反，这不过是代表男性利益的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所谓科学的客观普遍性、价值中立性不过是男性中心主义的一种设想。后殖民主义者赛义德就坦言“东方学”深受福柯的影响，并且认为只有按照福柯的“话语”概念才能把握其“东方学”。[12](P23)
（四）对劳斯的影响
当代美国科学哲学家劳斯主张一种“政治性的科学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1987年出版代表作《知识与权力》集中阐述了他的理论。从书名就可以看出，福柯哲学尤其是谱系学的知识－权力理论对劳斯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劳斯理论可以说是福柯谱系学扩展到自然科学实验室研究的结果。对此，劳斯认为：“实验室微观世界的建构和运用，与前一节讨论的福柯式的权力策略是一一对应的。”[13](P235)
从整个哲学发展形势来看，科学哲学界发现福柯与发现欧陆哲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70、80年代，英美哲学阵营与欧洲大陆哲学阵营正由分立逐渐走向对话、交融。从科学哲学发展史的背景来看，科学哲学界发现福柯与另类科学哲学兴起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把福柯视为另类科学哲学的标志性人物之一。20世纪60、7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以1968年“五月风暴”为标志的学生造反运动、反对越南战争的和平运动以及环境保护运动、女权运动、性解放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等政治运动风起云涌，对西方社会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它们催生出的各种新思想，包括社会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环境保护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对科学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另类科学哲学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迅速崛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科学哲学界发现了福柯，将其划归另类、非主流、反传统、反科学和后现代的一派。
三、福柯哲学对科学哲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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