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法国科学哲学直接表现为科学史传统，注重从科学的实际发展历程中回答科学、真理、理性、意义等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英美科学哲学则有着明显的分析传统，注重用逻辑分析来解决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德的实证主义是某种社会通史理论。他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要经过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实证主义是科学阶段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大历史”观。孔德之后，法国的科学哲学家们一直都非常重视科学史的研究，从历史中引发哲学沉思。所以，在法国科学哲学传统中，不存在一个类似主流传统中历史主义转型的问题，逻辑分析在法国科学哲学中一直没有占据主导位置。福柯的著作相当一部分属于精神病学、医学、生物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的科学史研究。

其次，与英美科学哲学相比，法国科学哲学具有更浓厚的反认识论科学主义的、非理性的气质。法国人对科学的推崇更多的是出于科学改造世界的实践力量，而不是把科学视为逻辑严密、绝对无误的真理。这一点在孔德身上体现得很明显，表现为承自圣西门的技治主义倾向。彭加勒以约定主义而著称，把科学理论视为科学家们的自由约定，坚持“科学知识可错论”。迪昂断言科学理论源自哲学家的想象力，认为任何科学定律都不是绝对的，否认判决性实验的存在，并提出了整体主义来说明科学的进步。柯瓦雷认为，科学思想的演化“非常紧密地与超科学的（transscientique）思想，哲学的、形而上学的、宗教的思想相联系”^[4]，而不是封闭的演进过程。福柯哲学更是主张真理多元论，不同的学科之间并不存在以客观性、科学性划分的等级，实质已经成为某种“反科学”。

再次，科学发展的不连续性一直受到法国科学史家的关注，逻辑实证主义则把科学发展视为向真理连续前进、连续积累的过程。彭加勒的“约定主义”与连续性观念是格格不入的，每一次新的约定实际就是一次科学发展的断裂。巴什拉提出了“认识论的断裂”（Rupture-épistémologique）理论，反对基于真理观念的科学连续性，强调不连续性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康吉兰继承了不连续性观念，主张科学革命的思想，将其运用于生命科学史的研究中，并在《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中具体研究了科学革命。福柯的“知识型”理论详细描述了文艺复兴以来思想史的两次断裂，把剖析科学不连续性作为知识考古学研究的指导原则。

最后，法国科学哲学研究不局限于作为经典样板的物理学、数学，而是扩展到更广泛的自然科学领域甚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局限于自然科学本身，而是穿透科学指向更为一般的哲学问题。孔德的实证哲学对科学的讨论就包括了社会学的反思，莫诺、康吉兰重视生物学、生命科学的反思，德勒兹研究“游牧科学”，巴塔耶的《色情史》分析有关色情的知识史、思想史，福柯、利奥塔反思的对象扩展到全部知识而不限于自然科学。法国科学哲学家之所以不局限于经典的自然科学学科，部分是因为他们的研究目标不完全是为了厘清科学问题比如科学方法，而是有着指向终极关怀的深沉目标。正如福柯所指出的：“在法国，成为关于启蒙的哲学问题之支柱的正是科学史。”^[5](P450)孔德就是如此，他把实证主义看做解放人类的精神力量，而不仅仅是某种完美认知方法。巴什拉的哲学理想是把科学与诗结合来，把科学的进化程度与人类精神的完善程度结合起来考察。福柯的知识研究与他对现代人生存的真实境遇的理解紧密相连，最终要回答“当下的我们（人）是什么？”以及“当下的我们（人）是如何成为其所是的？”等问题。

总之，福柯哲学可以看做是在法国科学哲学传统演进中的一环，离不开法兰西科学史的肥沃土壤。实际上，无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应该说几乎所有法国当代哲学家都受到这一科学史传统的影响。

二、福柯对当代科学哲学的影响

福柯逝世后，其思想迅速传播开来，对哲学、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等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福柯思想全面“侵入”科学哲学领域，许多在当代非常活跃的科学哲学流派均从福柯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一）科学哲学界“发现”福柯

长期以来，科学哲学史被局限于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之内，主线集中于逻辑实证主义兴起及其后对它的各种回应、发展或批判。因此，以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哲学对科学的反思长期被排斥于科学哲学研究之外，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舍勒、曼海姆等的知识社会学，法兰克福学派对科技的社会批判理论，法国的科学史以及福柯、利奥塔等的后现代科学哲学一直没有进入主流科学哲学的视野。从更大的背景看，这种状况只是英美哲学与大陆哲学隔膜的一个侧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柯瓦雷到美国讲学，带来了法国科学史研究的某些理念，对库恩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欧陆科学哲学总体上被主流忽视的局面并没有改变，真正的改变到了20世纪70、80年代才开始，90年代欧陆科学哲学的渗入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科学哲学的面貌，使科学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从对科学的辩护转向批判的立场，因而引起了科学家、正统科学哲学家的不满，在世纪末引发了旷日持久的“科学大战”。在中国，情况也是如此，可以说直至今日科学哲学界仍然没有完全接纳欧陆的科学哲学资源。

具体到福柯来看，科学哲学界全面发现福柯，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这种影响可以从SSK（科学知识社会学）、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后殖民主义者、生态主义者以及劳斯对福柯的借鉴和发展中看出。正因如此，福柯才被“科学大战”中的科学卫士们点名批评，与SSK、后SSK、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后殖民主义者、生态主义者以及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利奥塔、德勒兹、拉康、库恩、费耶阿本德和罗蒂等一起被视为“科学的敌人”。

（二）对SSK、后SSK的影响

以SSK和后SSK为代表的科学的社会建构主义都是试图用社会建构论取代认识论来研究正统科学哲学要解决的科学认识论问题，提出了科学知识实际上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问题，并把这作为理解科学的基点。这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而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福柯把知识生产看成话语形成规则支配下的话语流变和权力斗争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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