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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琪:科技,因功利而生

作者:张琪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8-7

  

 

张琪(人大商学院本科生) 

 

众所周知,十七世纪是整个欧洲史,尤其是英国历史中里程碑式的一百年。兴起于十三世纪,盛行于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结束了中世纪教会统治的黑暗岁月。人文主义精神开始深入人心,文学与艺术得到了空前繁荣的发展。然而,从十七世纪初开始,盎格鲁·萨克森人的兴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音乐与绘画发展速度减缓,戏剧开始萧条,诗歌开始衰落,而到了十七世纪中叶,“对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价值的评价尺度已明显上升”。

兴趣的转移,首先体现在职业的地位巨变上,这也是科学技术在十七世纪蓬勃发展的社会背景。医生——在当时往往也兼职科研,在公众眼中的地位大幅提高,与之相比,先前最受尊重的教士和神学家声望却在悄然下降。人们对于科学的兴趣持续上升,科学家的数目也在激增。本世纪开始时,神学和人文学科比科学更受人尊崇,“文学是一个人可以为之献身无遗的事业,而科学不过是一个人可以偶尔搞搞的业余嗜好”。到了该世纪中叶,科学却“变得时髦起来”,“人们开始认为,一个‘有文化的绅士’忽视‘科学的魅力’是一件近乎反常的事情了”。原本置身于科学发展的潮流之外,重视神学与人文学科教育的大学,在这一时期也增设了各种科学的教席。至于文学,在该世纪后期的规范简直就是科学家的规范——对各种现象做出细致观察和精确记录。

其次,兴趣不仅由人文学科转移到科学上,在科学内部也在时时转移着。该书详细分析了《伦敦皇家学会的哲学汇刊》中关于十七世纪各种科学的论文数量和兴趣指标,发现科学兴趣汇聚焦点的转移不仅由学科内部的发展决定,更由于“科学家通常选择那些与当时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或兴趣密切相关的问题作为研究课题”。至此,分析社会、文化等科学以外的因素对于科学发展的影响也由此展开。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价值的体现,尤其在十七世纪是占主导地位的体现,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显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十七世纪新教派别林立,教义多样,但却存在着为所有教派所接受的共同价值核心。加尔文教派也许遭到很多反对和非议,但是加尔文主义却在向所有清教派系蔓延。此处,作者更感兴趣的不是新教主义的基督教含义,而是其社会意义。

“颂扬上帝是存在的目的和一切”,这是清教徒强烈的思想感情汇聚的中心。这句中世纪时就被反复提到的教义,在十七世纪却被赋予新的含义,朝着社会功利主义的方向发展。清教徒认为“神佑理性”而反对宗教的狂热,认为科学才是独立的、有效的赞美上帝的手段。经院哲学和苦行禁欲的教规遭到弃绝,而为了“赞颂自然界的伟大创造者”则使数学和物理学研究受到空前的重视和赞许。人们认为,这些世俗活动和科学成就,反映了“上帝的辉煌”和“人性之善”。

清教徒坚持经验论,坚持实验方法,在清教伦理中居于显著位置的理性论和经验论成为近代科学的精神气质。宗教向着世俗化发展,并在该世纪完成与科学的整合,因为二者都基于一个共同的假设:“相信存在着一种事物的秩序,特别是一种自然界的秩序”。新教领袖甘愿让理性和经验对这个假设以外的所有“宗教信仰”进行检验。正是由于宗教在这一时期采取了这种本质上属于科学的思想,才使该时期典型的科学态度得以加强。

要研究新教主义与科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最显著的例证之一,就是皇家学会的成立。这是英格兰第一个成立的科学组织,早期由把科学作为兴趣爱好的贵族组成,后期成就却对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分析皇家学会的主要创始人,及1645年形成的“无形学院”的十位成员,会发现大多数科学家都是明确的清教徒,而其他人中又有不少受到清教观念的影响。事实上,新教与科学的联系不仅体现在皇家学会内部,更体现在清教徒引入社会的教育。他们把“现实主义的、功利主义的、经验性的”新型教育引入英格兰,创建了“为各门科学的目的”而生的第一所新型英格兰大学——达勒姆大学。在清教影响的全盛时期,甚至在牛津、剑桥两所古老的大学科学研究也有了客观的增加。此外,以科学和数学为重点的实科学校也兴盛起来,吸引了较高比重的清教徒(天主教徒更多地选择了同时传授神学的传统中学)这种教育选择的差异导致了新教徒钻研科学技术的强烈趋向。在此,作者通过详尽的数据分析(不仅包括英格兰,甚至包括欧洲大陆的数据),无懈可击地证明了新教徒在科学家中,尤其是著名科学家中压倒性的人数优势。

然而,宗教的影响只能部分解释科学在十七世纪发展速度的剧增,真正使科学技术研究集中于特定问题的,不仅仅是个人兴趣,而是社会背景的大变化,及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经济事业,是采矿业和纺织业,而由此也衍生出交通运输业发展的迫切需求。生产力的极大释放呼唤着先进技术的支持,科学的研究成果,甚至是纯粹数学的研究,也与经济发生联系。另外一个左右科学关注焦点的重要因素是军事,在本世纪,不仅有长达五十五年的战争,更有英格兰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冷兵器时代的终结和火器的迅猛发展,也引起了相关联技术的需要。许多著名科学家,包括牛顿、胡克,都投身到弹道学等军事技术的研究中来。

在该书最后,作者又列举了促进科学发展的若干社会、文化因素,阐明了信仰进步主义对科学的积极推动作用,并再次重申功利主义作为清教徒的准则,对科学的飞速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如果不将科学与现实的需要紧密结合,强调物重于言,学以致用,科学就不会在短短几十年内成长为一种占主导的社会体制,也不会有明晰的兴趣焦点和发展方向。

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是紧密不可分的,它们彼此渗透,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我们在研究科学的发展历程时,一定不能忽视科学以外的其他因素(当然也不能将社会、文化的变革作为绝对主导因素),才能得出全面而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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