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承：科学的另一面——由《寂静的春天》想开去
徐承（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众所周知，人类科学的进步早就了今日世界的繁荣。但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却展示了科学带给环境的巨大破坏，使我们能够从日新月异的工业化中惊醒过来，重新审视科学这个在上世纪始终被视作人类忠仆的角色，而关注他作为死神的另一面。
“这里的一切生物看来与其周围环境生活得很和谐。”卡逊以美国中部一个“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使旅行者感到目悦神怡”的小镇开始了自己的警告。当所有的植物都因为杀虫剂而枯死，动物出现绝育和病痛的呻吟，而人类也突发怪病而死亡时，这本该是欣欣向荣的春天，却成为了寂静的坟墓。这是卡逊的想象，但没人能肯定这不会是一个可怕的预言。因为在之后的章节中，卡逊系统而全面地分析了现在的科学产物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并指明最后所有的利剑都将指向人类自身。在书中，生态系统中的每一环，从植物界到动物界，从土壤到水源，从地表湖泊到地下水，都不同程度地被人类所污染。而现在，科学作为死神的狰狞面孔正慢慢显现出来。化学药剂在除去害虫和杂草的同时也影响了百倍于此的无故生物，并将土壤和水源变得富含毒性，而这些自然界的余毒正在被千万种生物以食物链的形式重新富集回自然界，时刻等待着喂进人类口中。而水源中的化学物质则更加可怕，因为地下水的流通将孤立的水源连接成了一个整体，水溶性污染物会随着地下水而缓慢移动，虽然一年不超过
《寂静的春天》中的告诫使我掩卷深思。就像世界上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事一样，科学也绝非没有害处，而科学有害的一面，则体现在对环境的破坏上。任何科学（此处科学指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代价都体现在对环境的破坏上，无一例外。这是因为自然环境在长期形成了均势的状态。即大自然的完美境界是均衡，使万物都能在竞争中获得生存的机会，此消彼长，形成一种神秘的暗中循环，就如我们祖先所总结“损有余而补不足”。而科学的出现则是人类为了实现自身欲望的产物，往往在试图改变现有环境，而且目光又总是短浅的（与地球45亿岁的高龄相比，人类所能预见之处不过短暂一瞬），所以科学打破平衡而争取对人类有利的境况的做法，只会对自然环境造成伤害。就如同生物学中的基因突变，突发的变异打破了生物与自然形成的长期高度协调，从而使变种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结果只能有两个，变种消亡或环境崩溃。很不幸，现在人类引以为傲的科学，正是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细来分析，自然科学大致可以分为创造类和规律类科学两个大类。而创造类科学是指那些希望用现有材料制造出新物质来造福人类的科学，典型的例子是化学的一部分，即负责研究创新合成新的杀虫剂或新药的化学分支。这一类科学对于环境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人类来说，有的物种更亲近些（那些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生物），而另一类则疏远些。人类对于自己不喜欢的物种的一贯做法是赶尽杀绝。然而在自然眼中众生平等，每个栖息者都是宏大循环中的一个元素。创造类科学的产物杀死部分生物，也就破坏了环境的平衡，引起了连锁效应，使一种种无辜者受到牵连。
而另一类科学，也就是规律类科学对于环境的破坏则是更隐蔽的。表面上看，规律类科学只是研究了已有的物质，归纳出它们的性质，并且总结一些自然界的规律，并没有任何伤害性的举动。但实际上它的破坏是体现在应用当中的。举例而言，当人们发现了鱼群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在某处聚集时（可能为了产卵，这显然是规律性科学的功劳），就必然会采取行动，一次次的一网打尽后，生态环境的均衡也宣告结束，这样，规律性科学的破坏作用就借应用而部分地表现出来了。而另一部分破坏性，则体现在对创造性科学的辅助作用上，几乎每一个新产物的诞生都离不开规律的指导，而在哪里使用，用量多少也往往由其决定，所以当化学产物污染环境时，规律类科学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此可见，科学不但有造福人类的一面，也有破坏环境，买下隐患的另一面。然而，我的论证并不是倡导大家放弃科学，选择洪荒时代的生存方式，而是提倡对科学的把握也应该具有经济学家的头脑，考虑科学的机会成本——即为了得到科学的益处而不得不放弃的东西。当有新的科学发现诞生，展现出一点短期好处就急不可耐地大规模实施是极不理智的，而作为科学的父亲，科学家们应该在稳重的长远分析后再下结论。这也许并不容易，但为了将来不毁灭自我，很有必要确定收益得大于科学的机会成本。就像经营食品店的老板那样，得出回报会大于自己的付出才决定开张。对于那些短期有小利却长远有大害的科学成果，则应该被永远囚禁在实验室里。
当今社会中，科学的发展依然应得到提倡，但同时也要有限制，防止科学在环境中肆虐。
首先，政府应该负起责任，在号召公民大规模应用之前应该对化学产品有深入而成熟的研究以保证利大于弊，同时在使用前后进行严密监控，一旦发现有突发情况就要立即予以限制和取消。《寂静的春天》中美国政府就做了典型的反例，在不知道2,4-D毒性的情况下就贸然决定飞机喷洒，还欺骗民众说对人畜无毒，这显然是置大众于危险中而不顾。
其次，科学家们应该有长远的目标。事实上，对于科学家也应该有像医生那样的宣言，至少使他们能够了解环境的重要和科学的另一面。而身为科学家，也要把自己从短期的成功和名利中挣脱出来，以对人类长远的大爱来对待自己研究的产物，用道德来伪科学上一道保险。生物学的遗传科学家们就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们在研究时只应用能够帮助提高产量的粮食作物，这些作物平时就是弱者，在经历改造后也不会对环境造成大的影响，而对于侵略性强的植物则严密监控，对人类的胚胎研究则更是慎之又慎。
最后，公民也应该有一定的科学知识并具备自己的判断力。毕竟公民是最大的市场，当公民一致反对时，破坏力大的科学成果也不会轻易地扩散开来，而公民的理智本身就是一种监督，会使道德沦丧的研究者感到恐惧并收敛行为。
1959年在落基山兵工厂周围的水源中发现了2,4-D，一种毒性较强的除草剂，令人不解的是没有人在此使用过它。然而研究结果是惊人的，这里的2,4-D是由兵工厂废物在特定的环境下水化合自主形成的。这一发现惊醒了那些认为人类是科学主人的自大者。科学一旦被滥用，进入自然，人类就再也无法控制，而它的破坏力，又会将整个世界送入地狱。为此我们有必要了解科学的另一面，并在应用之前有更加全面的考虑，，选择一条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平坦的路，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最后唯一的机会让我们保住我们的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