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红蕾 博士

指导老师：王鸿生教授

答辩时间：2010.5

关键词：中医体制，现代转型，传统，科学

摘 要

今天，中医可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翘楚。作为一门科学技术，以“农、医、天、算”为代表的古代中国科技中，只有中医相对独立地融入了现代社会，出现了各种中医学校、中医医院；作为一种人文文化，就连盘踞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几千年的儒术也没能获得现代社会的如此礼遇——看看备受争议的国学院在今天的遭遇便可一目了然。显然，现代中医的体制化存在为其传统身份取得现代社会的认可并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本文就以“中医体制”作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厘清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医在中国历史现代情境中的体制化发展方面所经历的诸多事件的细节，以此揭示现代转型期国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调试与变革的复杂过程。

医疗体制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是随着医学向职业化演变的过程而形成的。中医在古代中国已经由政府这一相对固定的社会集团，按照自身行政惯性将其进行了体制化的塑造，成为除了医疗经验和知识之外，留给今天人们的宝贵遗产。自周代以后，古代国家行政体系派生出医疗部门这一分支机构，由此开始了中医体制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古代中医体制为今天的中医留下了组织形态、政策措施、思想内核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其中古代中医在组织形态上发展而成的官医体制在医疗、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置与管理上为今天的中医体制的形成仍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在古代君权专制的社会中，中医的发展能常常会受到皇帝颁发的诏令措施的规训和控制，发挥出无形体制的作用；另外，渗透到古代中医体制深处的儒家思想，成为构成中医思想内核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历史迈入二十世纪，中国也进入社会转型的激流中。外困内煎的情形下晚清政府采取“新政”试图力挽狂澜，这成为中国在政治体制上脱离古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伴随着一系列模仿西方社会政策的颁布与实施，西医在中国从落地生根发展到枝繁叶茂，乃至于移植自西方的医疗管理体制成为国家医疗卫生工作的主体模式。在此过程中，中医经历了由朝向野的地位转移，一时在新体制中处于缺席的困境。其间，发生了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医“漏列”案以及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医废止案”，但是中医与政府的关系却并未因此隔绝，反而在排挤与挣扎、扼制与反抗中更加紧密。在这种极度失调的关系中，中医也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与危机，由此造成的紧张与焦虑催生出自生自发的秩序追寻。新秩序的建立是由民间有识之士的个人尝试开始的。温州名医陈虬所创建的“利济医院”无疑是镌刻在中医体制发展史上的一段华章。这种模仿西医体制而成的中医发展模式，由此得到社会认可后而被众人采用并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出于对西医的推崇而采用西医的管理方式规训中医，虽然这是人们在当时“唯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不可避免做出的选择，但是它重塑并引导了中医的发展方向。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共产党组建的政府对待中医采取了与民国政府截然相反的态度，从此中国行政管理中出现了为中医量身定做的“中医政策”，以区别于稳坐医疗卫生主导位置的西医。在中医终于获得政府的支持，并将其奋争已久的期望变成现实之后，如何处理中西医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中医发展方向问题的主线。为此，在这一历史阶段，政府相关部门以中西医的“合”为目标、以科学为导向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新政策由组织“中医进修西医”调整到选派“西医学习中医”，并由此开展了全国范围内“西学中”的群众运动。群众运动的深入摧毁了刚刚建立起的科学化的中医体制，取而代之的是中西医结合医学——这一“祖国新医学”的产生，以及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的赤脚医生制度。这一系列的曲折过程显示出体制从移植到落地生根的艰难与险阻，也由此证明了体制的发展是不断试错与调适的过程。

1978年之后的中国，随着国家最高领导层的更替，走向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发展道路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意味着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角色逐步退却，而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推向前台的渐进过程。从文革期间“中西医结合”方向上走来的中医体制重新回到科学化建构的轨道上，并在法律的保护以及政策的支持下更加精致与庞大。这一历史阶段，中医管理工作被分为保持“中医特色”的中医和由于历史的延续，被确认为“第三支医学力量”的中西医结合两部分，造成中国医学界由“西医”、“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三分天下的局面。原本为了“合流”的中国医学反而更加分化，远远背离了体制设计的初衷。与此同时，在日渐稳固的科学化体制规训下中医与科学更加紧密地缠绕与纠结，龃龉和不安潜流其下，调适与突破正在发生。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政府对中医所进行的体制化塑造，是一场发生在时间链条上不可逆转的复杂过程。中医在现代中国转型的漫长时日中，其体制化发展带着历史遗产，从缺失到失而复得，几经沉浮走进现代。中医在中国现代化的初期，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界线上备受挤压，而后从中奋力挣脱，然后重见天日的发展历程，在某种程度上也透露出中华民族在现代转身的霎那所经历的杂陈况味。传统的中医体制和中医学一样，都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历了艰难的转型，显示了顽强的文化生命里。中医的文化命运，在一定程度上也类似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运，乃至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医的未来，也附着于中华文明的未来和中华民族的未来。作为过程的体制由于人类的无知与局限而无法完美，但也正是由于此，人类方能超越历史、走向未来。

目  录

导 言  

0．1    问题提出   

0．2    概念辨析   

0．3    思路简述   

第1章  历史遗产：古代皇权与中医体制   

1．1    官医体制：组织形态上的遗产 

1．1．1 医疗行政机构：医生身份的双面塑造   

1．1．2 医学教育机构：古代教育体制化的范本 

1．1．3 官办医疗机构：作为政府善举的医院雏形   

1．2    诏令措施：后世的“前车之鉴”   

1．3    儒化体制：穿越历史的思想财富   

第2章  沦陷与自救：转型关口的中医体制 

2．1    中医官方地位的沦陷与西医体制的引进 

2．2    民国政府：无处容身的中医   

2．2．1 体制上的遗忘：北洋政府与中医   

2．2．2 体制上的删除：南京政府与中医   

2．2．3 “唯科学主义”在行动：政府对中医的导向作用 

2．3    中医在民间：“体制真空期”的探寻   

2．3．1 晚清中医界自发的体制探索   

2．3．2 民国中医界的体制化抗争 

第3章  试错与开创：“新中国”与中医体制   

3.1 团结中西医：历史命题的科学解决 

3．1．1 新旧之间的选择 

3．1．2 中学西：进修？抑或“速成” 

3．1．3 西学中：反其道的成功   

3．1．4 体制移植：中医“向科学进军”   

3.2 狂飙时代的中国之路：中医体制的重塑 

3．2．1 序曲：投入群众运动的“西学中” 

3．2．2 登场：作为“祖国新医学”的中西医结合   

3．2．3 高潮：赤脚医生与体制创新   

第4章  回到科学：渐进式变迁的中医体制 

4．1    历史命题的新面相：“关键节点”的选择   

4．1．1 衡阳会议：规划中医应有的边界   

4．1．2 石家庄会议：齐头并进的中西医结合   

4．2    困扰与突围：中医科学化体制的重构   

4．2．1 透视科学：从中医医院发展的角度 

4．2．2 体制之病：情志难舒的中医科研   

4．2．3 体制修正：现代与传统交融的中医教育 

4．3    继承与局限：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政治塑造   

4．3．1 政策的延续：作为“文革遗产”的中西医结合   

4．3．2 体制的复制：作为“第三支力量”的中西医结合 

4．3．3 学科的质疑：“三足鼎立”表相之下的困惑 

结 语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