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技术治理是当代全球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趋势，同时亦招致了众多批评。技术治理的证成逻辑由逻辑前提、科学管理的逻辑和专家政治的逻辑组成，借此可以对技术治理进行分类。对技术治理的否证，包括切断式否证和价值论否证两类，反技治主义者的意见亦值得商榷。通过选择新的科学方法论，吸取有益的反对意见，结合更切合实际的专家治国模式，可以建构更为合理的技术治理模式。
[关键词]技术治理;科学管理;专家治国；逻辑
[作者简介]刘永谋：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技术治理（technocracy）的观念与现代科学技术兴起尤其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表现出的巨大威力有关，它激发了人们把对改造自然成效卓著的科学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中。一般追溯技术治理思想至弗朗西斯·培根和圣西门，之后它传播甚广，代表性理论家诸如凡勃伦、纽拉特、费雷德里克·泰勒、丹尼尔·贝尔等，并于20世纪30、40年代在美国引发了著名的技术治理运动（Technocracy Movement）[1]。技治主义分支变种繁复，歧义纷呈，但均持两条核心立场：原则1 ：科学管理，即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来治理社会；原则2 ：专家政治，即由接受了系统的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教育的专家来掌握政治权力。
从根本上说，技术治理要求社会运行的理性化，尤其是政治活动的科学化。显然，原则2是原则1的延伸或实践形式，即用专家政治来保证科学管理的实施。无论是原则1，还是原则2，都容易产生不同的理解，造成技术治理的不同立场，也给反技治主义者留下了诸多可以攻击的环节。
20世纪下半叶以来，技术治理已然成为全球社会治理和政治活动中最重要和最明显的趋势，引起学术界强烈关注，其中包括相当多的批评意见。然而，各种批评都普遍存在一个值得商榷之成见，即认为技术治理等同于追求机器式乌托邦的社会工程，而践行技术治理的实践者同样缺乏对技术治理的必要反思。因此，对技术治理的理论基础及其逻辑进行深入研
究意义重大。
一、技术治理的证成逻辑
各种技术治理模式皆接受上述原则1、原则2，但接受两原则的理由并不完全一样。要证成原则1，实际暗含了诸多环环相扣的逻辑前提；而从原则1证成原则2，亦包含诸多没有明言的立论；并且，原则2亦包含着诸种意见分歧。因而，对整个技术治理证成逻辑进行细致的哲学追问，可以更好地理解技术治理的一般原理以及不同技治主义模式之间的差别。
（一）逻辑前提分析
原则1预设了前提：“0.1人的思想影响人的行动”，这可算基本无争议的公理。思想各式各样，自苏格拉底起，常被分为意见和知识，即所谓“泰阿泰德问题”。为行动成效故，人们通常选择“0.2 （正确的）知识影响人的行动”，中国传统称之为“知行合一”问题，而波普尔称为“康普顿问题”[2](p226)。虽然很多人的行动中在某些特定情境下是由突然冒出的想法、瞬间的激情所左右，但起码还是会尽力用知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然而，知识范围广泛，既包括理性知识，亦包括非理性知识，后者如宗教、神话、道德、习俗等领域中成系统的理论。现代学术包括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均为理性知识，比如宗教学就不同于宗教。那么，“0.3 （应该以）理性知识指导人的行动”并非既有人类历史的普遍情况，很多情况下非理性知识更为盛行。在社会治理领域，中世纪的欧洲以及今天的阿拉伯世界，宗教治理或政教合一被广为接受，古代中国以道德知识为基础的礼制一直是政治的关键。因此，“0.4 应该以自然科学知识指导所有人的行动”，它虽然几乎被作为常识而广泛接受，但并非严格证成的。
文艺复兴之后，尤其经过启蒙运动，理性高张，观念0.3逐渐成为西方现代社会普遍被接受的观念，社会理性化被很多人所认为是社会现代化的实质。随着现代化进程从西方向全球扩张，它又为更多人所认可。19世纪下半叶以来，自然科学知识开始被视为理性知识的典范，实证主义者主张理性知识均需向科学学习，逐渐衍生出“0.4 应该以自然科学知识指导所有人的行动”。对此，技治主义者的主要理由有三条：（1）认识论理由：自然科学知识是迄今为止人类获致最为完美的知识形式；（2）实践论理由：自然科学知识业已在人类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3）社会学理由：现代社会是复杂的科学社会或工业社会（于是，非用科学方法难以治理）。纽拉特基于（1）提出的“科学统一运动”理论，主张所有的人类知识包括社会科学都要自然科学化（特别的是物理学化），而把形而上学从科学的世界观中排除出去。[3]而凡勃伦基于（2）提出“技术人员的苏维埃”理论，认为由于现代科技之发展，西方发达国家于19世纪中叶发展为由工业系统主导的工业社会，“为了工业系统能有效地工作，构成总体的各种子过程必须相互协作，任何协作问题总是会一定程度地阻碍整个系统的工作”，只有掌握科学技术知识才能保证工业系统的高效运转。[4](p16)
（二）科学管理的逻辑
当观念0.4成立时，“0.5 用科学知识来治理社会”容易证成。既然所有人的行动都应由自然科学知识指导，当然包括社会治理和政治活动。但是，自然科学知识并不直接与社会关系中的人相关，不能直接用于社会治理，必须经过某种“治理转译”的意义转换过程。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如何转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后又衍生出纳粹主义、反犹主义、种族主义等社会政治立场。在实践中，治理转译的可能空间过大，不够严谨，甚至自相矛盾，但不能否认它在技术治理的逻辑链条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链接作用。
技术治理的逻辑还可从另一条“从科学论到社会工程”的路径推进：将“0.5 用科学知识来治理社会”转换成“0.6 用科学来治理社会”，再推论出原则1。既然科学知识不能直接应用于社会情境，可先从科学和技术中提炼出科学技术的精神、原理、模式、规范和传统等更“形而上”的要素，再应用于社会治理中。显然，这些“形而上”要素并不是直接的科学研究活动所涉及的东西，普通科学家、技术专家很少思考这类问题，顶尖的大科学家或哲人科学家相对会更关注些，它们如今更多地属于科学哲学而不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围。
上述路径可分成两类：直接的和间接的。直接路径是将科学的形而上学尤其科学方法论直接应用于具体治理情境，形成某种治理机制或措施。间接路径将科学方法论的应用经由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化中介完成，即主张“1.1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坚持同一种科学方法论”。因为社会科学知识可以直接用于社会情境，于是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贯彻科学管理原则。无论直接路径还是间接路径，都面临科学论选择即“1.2通过研究科学论而得到应用于社会治理中的科学方法论”的复杂步骤。当问题进入科学方法论的哲学领域，就不再能获知得到一致认可和接受的结论。实际上，科学哲学至今对此仍众说纷纭。
（三）专家政治的逻辑
科学论选择之后，原则1如何证成原则2？因为“2.1 科技专家最了解科学方法论”，所以“2.2 技术治理应该由科技专家实施”。的确，通过接受系统的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教育，亲身实践科学研究活动，会对科学方法有更深入的理解。但是，科学方法论不等于科学方法，这为他人的攻讦留下了缺口。即使纽拉特也并不赞同专家完全掌握社会工程的决策权，而是强调“科学为人民生活带来了改进，而被改善的人民必须理解并参与到这项工作当中”[5](p45)。
大致来说，专家政治包括专家确认和专家掌权两个环节。专家确认要解决的问题是：谁是技术治理的专家？显然，“接受了系统的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教育”只是形式要求，其实质是“了解并愿意在社会治理中运用科学方法论”。要确定出技治主义者即专家政治所需的专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有人提出了技治主义者的三条标准：教育背景、政治地位、运行权力[6]，但这些形式要件并不能保证如此遴选的专家必然贯彻原则1。
显然，有能力有效贯彻科学管理的专家，并不仅限于科学技术专家，“2.3 接受科学技术方法论教育的社会科学家也可以作为技术治理的实施者”。这并不包括所有社会科学家，技治主义者常提到的有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如被凡勃伦称为“工程师”的人不仅包括科技人员、技术专家，还包括工业经济学家、工业管理专家等将管理技术、社会技术用于工业与生产之中的专家。[7](pp135-137)就对科学方法论理解的熟悉程度而言，“2.4 赞成科学管理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方法论专家也可以作为技术治理的实施者”。科学家一般会对本专业的科学方法和方法论更熟悉，而对科学方法论的全貌缺乏深入的研究，不如科学哲学家。科学哲学家们相当一部分不赞同技术治理，而同情技术治理逻辑的人常常被称为唯科学主义（scientism）者。
在很多泛技治主义者眼中，“专家”范围还可扩大，甚至变成“2.5 所有知识精英都可以作为专家政治的执行者”。这在中国很常见，与长久以来古代中国流行的精英政治传统有关。[8]不过，古代中国执掌精英政治的不是科技知识专家，而是道德知识专家。无论占有何种知识都可算专家，专家政治实际等同于知识精英政治，因过于泛化丧失其科学管理的原义。但是，它仍然坚持了技术治理的根本赋权分配原则，即以知识而非暴力、血统、金钱等为标准来赋予权力。
与专家掌权相关的问题包括：专家政治中专家在何种程度上掌握政治权力？如何行使权力？如何夺权？不同的回答造成技术治理模式的差别。
在何种程度上掌握政治权力？“2.6 专家可以全面掌权，也可以局部掌权。”前者指向某种政治乌托邦，后者指向政治活动某种程度的科学化。圣西门主张科学家和实业家联合掌握，主导社会科学运行，凡勃伦则主张由工程师全面行使国家权力。纽拉特呼吁科学家投身社会工程，但主张专家扮演工具性而非决策性的角色。
专家如何行使政治权力？“2.7 专家可以实施乌托邦社会工程，也可以实施渐进的社会工程。”对社会治理可以采取全面重构的乌托邦社会工程，也可以采取局部的、改良式的渐进的社会工程。圣西门提出用全国各级的牛顿协会取代教会，以科学家取代各种神职人员，掌握教育和道德的职责。凡勃伦也主张，在工程师掌权后，工业系统要彻底被改造，不在所有制（absentee ownership）要被颠覆，“技术人员的苏维埃”成为国家权力组织形式。丹尼尔·贝尔“能者统治”论也很激进。但是，更多的技治主义者如加尔布雷斯、布尔斯廷以及托夫勒，主张改良性质的社会工程，而不是彻底重构社会秩序。
专家如何夺权？“2.8 专家可以通过革命夺权，也可以通过改良夺权。”凡勃伦主张发动“工程师革命”，工程师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争取底层阶级的帮助。但是，他不主张暴力革命，认为资本家会平静地让渡权力。[7](p163)他所参与的美国技术治理运动很快分裂为激进派和温和派，激进派如领袖斯科特主张从根本上颠覆和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拒绝与政府合作，而温和派则把技术治理视为政治活动技术化改良，积极参与政府行政活动，被激进派视为叛徒。[1]实际上，现实中温和技治主义者远远多于激进派。
（四）技治治理的分支
可以依据证成逻辑对技术治理模式进行必要的区分，其中最重要的区分包括：
（1）根据科学论选择不同，可以将技术治理分为：实证主义的、实用主义的、证伪主义的和操作主义的，等等。波普尔虽然暗示自己反对技治主义，但他主张证伪主义方法论用于社会科学，最后提出渐进的社会工程，实际是某种程度上证伪主义的技治主义者。很多技术治理的实践者如美国技术治理运动中的温和派，把技术治理主要等同于行政活动的程序化、技术化和专家化，把科学技术限定在工具层面，从操作主义的立场理解科学方法论，而同一时期受到该运动影响的中华民国技治主义者们接受的基本都是温和派的立场。[8]
（2）根据专家治国理解不同对技术治理进行区分。根据专家确认的不同，可以将技治主义者分为科技专家型、社会科学专家型、混合型和泛专家型。还可以根据专家掌权理解不同，可以将技术治理分为：乌托邦的和渐进的、革命的和改良的等。乌托邦技治主义者会为未来社会制定整体性的理想蓝图，往往主张彻底打破既有社会秩序，而按照理想重建社会。
二、技术治理的否证逻辑
技术治理的证成逻辑很多环节都易被反技治主义者攻击，整个证成逻辑从而被切断。另一种攻击策略是利用技术治理证成逻辑的分歧，推导出技术治理与某些政治价值原则如民主、自由相悖。可以称前一种方式为切断方法，后一种为价值方法。
（一）切断式否证
1．对技术治理逻辑前提的质疑
前面已经提到，观念0.3并不符合历史上社会治理的真实情形。实际上，礼制德治、政教合一在今天仍然有许多的支持者。在某些人看来，当代社会许多问题就是社会过于理性化导致的，要更多地强调人的非理性一面。
即使认可观点0.3，反技治主义者仍然可以提出两个疑问：
“0.3.1 理性难道不是难以琢磨的术语吗？”的确，何为理性，是一个迄今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如果理性得不到界定，如何断定自然科学知识是理性知识典范？观念0.3不能顺利过渡到“0.4 应该以自然科学知识指导所有人的行动”。而且，通过重新界定理性是可以得出反技术治理的结论的，如哈耶克把知道和谨守自身的认知能力视为理性，将技术治理视为理性的滥用，“由于它不承认个人理性的能力有限，反而使人类理性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9](p593)。即使把理性限定在科学理性上，问题仍然不可避免，因为科学活动一直在求真和功利两大并不一致的价值目标中寻求平衡，工具理性和目的理性在科学理性中并存。
“0.3.2 理性可以指导人的群体行动吗？”个体的理性行动最终可能导致群体的非理性行为，这是决策理论和博弈论注意到的一个难题。哈耶克认为，决策所需要的知识分散于个体的头脑中，而且各不相同，根本不能汇聚于某个超级头脑中以资统一分析。[10](pp55-56)因此，社会秩序是自然形成的，无法自觉地重构。
针对观念0.4，反技治主义者质疑：“0.4.1 为什么要用自然科学知识指导人的行动？”他们对技治主义者给出的三条证成理由都进行了批驳。费耶阿本德提出了无政府主义科学方法论，认定科学“怎么都行”，并不比巫术、小说和哲学等更理性，“科学同神话的距离，比起科学哲学打算承认的来，要切近得多”[11](p271)。20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的负面效应日益暴露出来，为科学辩护的实践论理由逐渐被动摇。并且，三条证成理由都面临“休谟问题”：如何从“是”到“应当”？它们均为事实判断，比如社会学理由，现代社会是工业社会，并不能推出必须用科学方法对其进行治理。这一质疑也可以前推到观念0.3。
2．对科学管理逻辑的质疑
对观念0.5的质疑有：“0.5.1 用什么自然科学知识指导人的行动？”长期以来，人们用“自然科学”一词来统称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和心理学等，但不同学科其实差别很大，物理学不能作为唯一样板。用不同学科知识指导行动，在实践中差别很大。另外，还可提出针对治理转译的诘难：“0.5.2 治理转译如何能避免结论混乱？”的确，历史上的治理转译并未依照严格有时甚至是起码的逻辑，更多借助于偏见、激情和习俗而不是知识客观性的力量。芬伯格对此的批评有道理：“伪科学行话的变戏法和可疑的量化是技治主义风格与理性探索之间所有的联系。”[12](p4)
对于观念1.1，目前主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方法论根本上不同的力量还很强大。波兹曼认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实际是努力成为“伪科学”，其原因一是要实现某种社会工程的业绩，二是争夺社会给予自然科学的好处。在他看来，社会科学是一种讲故事（story-telling）的形式，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13]
对观念1.2有科学论选择难题：“1.2.1 究竟以什么标准选择科学论？”在费耶阿本德之后，为“自然科学有独特的优于其他文化形式的方法”辩护变得非常困难。如果没有优胜的科学方法论，根本就谈不上将其应用于社会治理中的问题。即使承认特殊科学方法论的存在，各家各派亦不能对此得出一致意见。而且，“从科学论到社会工程”的路径以科学管理为名义，实质上借助的是某种科学哲学而非科学技术的力量，难怪要被波兹曼批评为“伪科学”。
3．对专家政治逻辑的质疑
对观念2.2的质疑：“2.2.1 为什么科学管理一定要由科技专家实施？”显然，科学管理与专家政治之间是有逻辑鸿沟的。芬伯格就指出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即专家政治并不一定能实现科学管理，现实中的科学管理常常是伪科学管理即以科学技术为名的专制。[14](p110)费耶阿本德反对专家决策，理由有三：（1）专家意见往往不一致；（2）专家往往与讨论的问题无关；（3）根本无法证明专家决策比外行好。[15](p138)
（二）价值论否证
从某种意义上说，价值论否证是反技治主义者基于自己主张的根本价值立场对技术治理进行的道德批判。总的来说，主要包括：（1）人文主义者指责技术治理把人视为机器，严重束缚人性；（2）自由主义者批评技术治理侵害个体自由，导致极权和专制；（3）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攻击技术管理帮助资产阶级压迫劳动者；（4）历史主义者、相对主义者谴责它把科学管理视为社会治理的唯一模式；（5）怀旧主义者、卢德主义者所反感的不局限于技术治理，而是包括整个现代生活方式和工业体制，怀旧主义者的口号是“回到古希腊”，而卢德主义者的口号是“砸烂所有机器”。
人文主义反技治主义者主要有波兹曼、芒福德和埃吕尔。波兹曼认为，技术治理和社会工程危及人的主体性，逐渐使之丧失自信以及思考和判断能力，还威胁社会道德，因为技术专家“服务的神灵不讲述公义、行善、悲悯或仁慈。它们的神灵讲述的是效率、精密和客观”[16](p51) 。芒福德批评现代技术已成为“巨机器”或“巨技术”，即与生活技术、实用主义和多元技术完全相反的专制技术，其目标是权力与控制，技术治理追求整齐划一的秩序，导致人的异化。埃吕尔认为，技术治理的流行已经让国家和技术融为一体，技术治理彻底颠覆了民主，正在形成新的贵族统治，公众成为新式奴隶。
自由主义反技治主义者者主要有哈耶克、波普尔。哈耶克认为，技术治理主张人们有能力重构社会秩序，这非常狂妄，因为社会制度虽然是“人类行为的结果，但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9](p521)。社会工程试图对社会进行自觉控制，侵害个体自由，最终必然导致专制和独裁，而社会工程师就是帮凶。波普尔认为，技治主义主张乌托邦的社会工程，相信社会发展遵循某种社会规律，因而试图建构终极理想社会的蓝图，进而按照它对现实社会进行全面重构；为了终极理想，技术治理很容易牺牲当代人的自由和民主，让活着的人受苦。对此，他写道：“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17](p35)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反技治主义者主要有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和芬伯格。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理性直接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社会工程和社会技术已经转化为现代社会的政治合理性的基础。当生活水平被技术进步大幅度提高，技术治理压制了一切反对声音，人们甚至失去了设想替代性选择的能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治理的奴役是一种舒适的奴役，发达工业社会无产阶级的物质需要满足是以失去自由为代价。哈贝马斯指出，技术治理理论是一种新型的“隐性意识形态”，显得意识形态性较少，粉饰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在技术治理之下，技术逐渐摆脱人而自行运转，“人机系统的领导权交给了机器”[18](p361)，导致社会分裂为社会工程师和被设计的“零件”。芬伯格是从民主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批评技术治理的，认为技术治理用谎言掩盖和曲解真实情况，为维护权力和等级制度服务。技术治理与资产阶级权力增强的要求是一致的，“运用技术授权去维护一个扩展的等级制的控制体制，使它合法化”[19](p103)。他还认为技治主义反民主，所有民主社会主义不赞同技术治理。
历史主义反技治主义者比如福柯，相对主义反技治主义者比如费耶阿本德。福柯认为，知识不应局限自然科学之内，不同的学科知识之间并不存在以客观性、科学性划分的等级，反对科学一支独大，反对自然科学方法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强制应用——这是以真理为名义的“知识纪律化”过程，实质上是科学争夺权力的斗争，而他的谱系学就是要掀起“被压迫知识的造反运动”[20](pp216-217)。因此，他实际把技术治理的实质视为知识—权力的统治，它将现代社会变成“监狱社会”。费耶阿本德也是历史主义者，因过于极端走向了相对主义。他反对唯技术治理独尊的科学沙文主义，认为“科学的优越性同样不是研究和论证的结果，而是政治、制度甚至军事压力的结果”[21](p125)。在他看来，科学方法是多元的，不管什么方法，只要对科学的发展有利就是好的科学方法；而且，不仅在方法论上，在理性、文化和世界图景等各个方面都应该坚持多元论，用政治相对主义来取代科学沙文主义，打破国家和科学过度结合的“共生现象”。
许多反技治主义者都有怀旧主义的情结，比如福柯、芒福德和波兹曼，福柯试图复兴古希腊的生存美学，而芒福德、波兹曼则把古代技术视为完美融合了技艺、艺术和人文的灵性的活动。至于卢德主义者，主要是在底层、民间有很多拥趸者。直至今天，各种“取缔科学”、“砸烂手机”和“捣毁实验室”的声音仍不绝于耳。
三、技术治理的建构逻辑
显然，技术治理想要借力科学技术，非常重要的关键节点在于寻找与自然科学活动更相符合的科学方法论。可以通过科学论选择建构不同类型的技术治理模式，从中选择与现实更为契合、更具有合理性的模式，避免某些实践问题，并吸收某些反技治主义者的合理意见。换言之，可以通过重建为某种技术治理模式的合理性进行有限度的辩护。
（一）对反对意见的再质疑
从根本上说，反技治主义者的切断式否证大多涉及对概念和术语的不同理解，很难以此彻底驳倒技术治理。当然，反过来也一样。因此，分析价值论否证更有意义。价值论攻击都存在两个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1）以偏赅全。它缺乏对技术治理的全面理解，以某一种技术治理模式（最常见的就是将以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论为基础的乌托邦技术治理模式）为攻击目标，而将其视为技术治理的全部。（2）先入为主。之所以会以偏赅全，往往因为反技治主义者在深入剖析之前，就先行认定技术治理的“邪恶”，并用预设“不能质疑的”价值观念比如自由、民主、阶级平等、人文精神等以及某些根深蒂固的成见如“技术治理把人变成机器”等来对技治主义进行批评。实际上，不仅成见需要再认识，而且被认定为终极价值的东西并非不可以商榷的。
以哈耶克为例，分析技术治理与自由的关系。哈耶克视自由主义与技术治理天然对立，宣称自己不反对科学，只是反对理性、科学的滥用，而技术治理就是一种滥用，而作为其思想基础的唯科学主义是对科学方法论的歪曲。他不仅不反科学，还试图把科学与自由协调起来，认为真正的科学是非常自由的、正面的东西，而技术治理的问题不在于试图应用科学成果，而在于它对科学方法论的错误理解。因此，严格地说，哈耶克并不反对科学管理，而是反对实证主义科学方法论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被他视为自由敌人的不是科学和科学管理，而是错误的科学管理，是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和乌托邦。按照哈耶克的逻辑，唯科学主义因其歪曲科学才是真正的反科学。这一点也可以用哈耶克对社会工程的态度来佐证。他认为，人们不可能控制和改变社会制度，但是可以利用和影响它，“但是这样去利用和影响自发的过程，与试图受到自觉控制的组织来替代它们的做法，有着天壤之别”[10](p87) 。不过他并没有深入说明其差别何在，他也没有彻底否定社会工程，只是否定了极端的乌托邦社会工程，而为局部的、操作性的社会改良工程留下了空间。
比较一下费耶阿本德与哈耶克的观点，会让问题更清楚。费耶阿本德亦极力推崇自由。在他看来，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的科学方法，自然科学的方法就是“怎么都行”。既然“怎么都行”，那用一种科学方法主导行不行？费耶阿本德并没有说不行，而是说现在不行，因为现在过于强调某种特殊的方法论一支独大，怎么都行，但目前的情形下就是不能一元方法论一统天下。仔细深究起来，他反对的是一元论的科学和科学方法论，并没有反对科学。在他看来，实际的科学史证明科学并非一元论的，而是多元论的，经常会借鉴哲学、神学乃至巫术的资源——只要能发展科学而无所不用。实际上，这同样是将自由赋予了他所认为的真实科学史，因而费耶阿本德终极思考最后超出科学哲学走向自由和自由社会就是必然的了。在他设想中的自由社会中，科学不是没有位置，专家不是没有位置，而是要“将专家（科学家）本人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清除出去”[21](p1)。也就是说，自由并不反对科学和专家，而是反对说一不二、压制其余的科学和专家。
同样，说技术治理与民主天然不相容，而一定与专制、独裁和极权一致，也是值得商榷的。这常常是因为把技术治理认定为乌托邦社会工程。乌托邦社会工程师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者，认为社会历史发展存在客观的规律，并按照他们所认定的客观规律来设计某种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然后要按照终极蓝图对既有社会进行全面重建。应该说，哈耶克、波普尔对乌托邦社会工程的批评颇有道理。乌托邦社会工程是宿命论与极端能动论的奇怪混合，说它是宿命论是因为它主张社会客观规律完全不为任何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说它是极端能动论是因为它要以人力加速和促进“地上天国”早日到来——按历史主义逻辑，终极理想社会如何到来同样有历史规律，如何能主观加速和促进？而设计总体性社会蓝图，需要哈耶克所谓的“超级头脑”，而执行社会重建需要强力机构和国家，因为全面重构必然要触及局部利益，引发局部的反抗；任何退让都会导致完美理想社会蓝图全面瓦解，于是为了真理的牺牲在所难免。总之，乌托邦社会工程更亲近专制、独裁和极权。然而，技术治理并不等同于乌托邦社会工程或历史主义社会工程，而是还有很多其他模式。
与此类似，“技术治理把人变成机器”把技术治理归结为机械主义的。机械论把世界看成精密的、决定论的和可以预测的机器，把科学视为精确测量世界的工具，用机器观念来理解现代社会，把人视为社会机器中的一个零件。这种观念并不为所有技治主义者坚持。即使持此主张的凡勃伦对机器文明不是一味支持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机器对人的压抑，认为机器生活反对个性，不关心传统、习惯、习俗和道德。[22](p43-44)他还分析了机器对工人阶级的负面影响。因此，以阶级平等的名义对凡勃伦这样的技治主义者进行批评也是值得商榷的。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机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23]p26，但（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出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24]p372，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科学不仅成为人人有份的东西，而且也摆脱掉政府压制和阶级成见的桎梏”[25]p647。因此，不能简单地认定技术治理是统治阶级压迫工人阶级的有力工具，它也可能成为工人阶级治理现代社会的有力工具。
（二）重构技术治理的可能性空间
何种技术治理模式是值得为之辩护的？关键的问题可能有两个：（1）选择一种更切合实际自然科学活动的科学哲学或科学方法论；（2）选择一种更为合理而能规避某些可能风险的专家治国模式。
技术治理要真正汲取科学技术的力量，首先必须有效地解决科学论选择的问题。虽然自20世纪20、30年代维也纳学派崛起至今，科学哲学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科学方法论问题，但是，各家各派均从某个侧面、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对科学的理解，可以作为整合科学论的坚实理论基础。当代科学哲学正处在典型的“战国”时代，也处在科学哲学大转型的关键点上，原因至少有二：第一，20世纪90年代“科学大战”（Science Wars）引发的反思。哲学反思科学的基本态度发生变化，科学论出现了从辩护、批判到审度的大趋势。经典科学哲学以为自然科学合理性辩护为己任，另类科学哲学则以批判科学和反科学著称，两者均为“片面的深刻”。“单纯的辩护和单纯的批评都是有局限的，应该对科学采取一种审度的态度，用多元、理性、宽容的观点看待科学。”[15](前言,p1-2)第二，20世纪末期以来，当代自然科学自身在发生重大转变，反思科学的科学哲学随之必然发生重大转变。这主要表现在：首先，物理学不再是科学的“领头羊”，生物学、工程科学、认知科学乃至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均迅猛发展，科学哲学不再是物理学哲学及其推广，尤其生物学哲学的强势崛起正在改变科学方法论的基本面貌。其次，国家规划科学成为普遍现象，自然科学从进入“大科学”、“后学院科学”时代，科学活动的运作动力、机制模式、方式方法乃至价值层面都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也必然导致哲学反思科学的变化。实际上，某种以阿伽西、苏珊·哈克和舍格斯特尔为代表的科学哲学新趋势已经显现，以审度科学为宗旨，破除二元对立，整合既有科学哲学研究成果的“新科学哲学”是可能的。[26](p278-284)技术治理新模式可以尝试以新的科学哲学为其方法论基础。当然，多元化、异质化和语境分析是“新科学哲学”的重要特征，这也注定技术治理新模式同样不会是某种标准化运行方法，而是根据具体语境而变化。
至于专家治国模式重构，技术治理应该汲取批评者们的合理意见。
第一，技术治理的新模式应该是渐进的而不是乌托邦的。波普尔科学论以证伪主义著称，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而主张科学应在不断的大胆假设和实验证伪中提高科学理论确证度。然后，他将证伪主义应用于社会科学，得出渐进社会工程的主张：社会科学同样也是不断试错的，这就决定了以社会科学知识为指导的社会工程必须是试错的，即通过排除错误而不断前进，而健康的开放社会能够保证社会试错工程得以顺利进行。于是，不再依据理想蓝图建构乌托邦，而是通过寻找和排除现实社会中能切实感受到的“恶”而改良当代社会。虽然证伪主义方法论是可以商榷的，但渐进式社会工程的思想是可取的，尤其是波普尔的渐进社会工程反对极权、专制和独裁，与民主、自由的观念相一致。他的逻辑是：要发现现实社会的错误，就需要保证人民可以自由地批评社会和政府，国家要保证“纯粹的形式自由”即人民批判和推翻政府的权利，而“国家干预应当被限制在真正需要保护自由的地方”[27](p370) 。
第二，在权力多元化社会中，专家可以掌握部分政治权力，尤其是通过占据政府职位具体实施行政权力。波普尔的观点也反映出渐进式社会工程要避免的重要问题，即过于执著于现实局部问题而缺少必要的长远目光。有一种批评意见是，渐进式社会工程应停留在工具层面，可以和更高的价值理念和社会制度相融合，作为为既有制度的辩护手段而出现，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评技术治理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类似的观点值得进一步思考。这种观点不否认社会主义同样可以利用渐进社会工程来推进社会进步。非此即彼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计划—市场、公有制—私有制、革命—改良等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多少是成问题的，渐进社会工程目标是“变革地辩护”，而非拒绝变革地辩护。但是，上述观点也有一定道理，因为渐进式社会工程更关注于社会政治具体的推进，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专家掌握政治权力会不会导致整个社会政治缺乏理想。这种担心的主要原因在于把政治权力看得过于重要，甚至作为当代社会唯一重要的权力。一个健康社会的权力格局应该是多元的，即政治权力、学术权力、宗教权力、媒介权力以及非政府组织权力等诸种权力并存、制衡和博弈，政治权力只是其中更偏向于实施、执行和维持的公共权力。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中，专家掌握政治权力可能导致的危险极大地降低了。丹尼尔·贝尔的观点 “假如当今世界能有一个真正的社会控制系统的话，那么最有可能行使控制权的便是政治机构”[28](p41) 是值得商榷的。权力正在多元化的观点能为更多的人接受。哈贝马斯的态度更为可取，他并没有完全否定技术治理的价值，而是认为对技术进步的后果的两种观点（即“对技术的自由解释”和“技术进步的保守主义”）都是有问题的，而应该以修正的态度对待技术治理理论，用民主力量控制技术治理，减少其负面效应，用交往行动、对话协商来反思技术治理。即使芬伯格反对技术治理的方案，也并不是完全拒绝技术治理，同样也是想以民主约束技术治理。他认为，要走出技治主义，首先要反对技术决定论和技术自主性观念，把由技术要素和社会要素结合而成的技术代码看成待确定的（underdeterminated）、可以重新设计的，然后在设计技术代码的过程中引入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无论如何，他主张重新设计技术代码可以革新整个文明规划，这一点多少有点技术治理的味道。
第三，技术治理新模式主张不以学科来确定专家，或者说选择泛专家型技术治理模式。最为重要的不是专业背景，而是的确有能力、有意愿实施科学管理，因而专家必须要对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方法论有必要的了解。波兹曼主张所有人都要接受“技术教育”即学习科技哲学、科技社会学和科技史[16](p115-116)，不过他是出于警惕技术的目的提出这一观点的。他认为通过技术教育，学生能养成“对新技术提问”的习惯，在接受新技术之前预见它可能产生的问题。换一个角度，这个问题涉及教育的过度专业化问题以及科学与人文分裂问题。科学方法论、理性思维方法、批判式思维等内容不应该是某个专业所专有，而是所有现代高等教育专业都必须学习的内容。在此情形下，技治主义的泛专家模式就可行。也就是说，“消灭”专家，而走向培养通才。
第四，技术治理新模式必须要考虑当代社会的现实情况，根据具体实践语境而修正，这与新科学哲学的精神实质一致。实际上，当代社会治理不可能完全排斥技术治理，尤其许多与科学技术直接相关的公共治理问题，如转基因食品、核能民用、气候政策等，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实施技术治理。并且，随着当代高新技术迅猛推进，此类问题在公共治理领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爆炸性发展，为技术治理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支撑。当然，无论公共治理问题的变化，还是技术治理的技术基础，在不同地方、不同文化中还是有差异的，这也是技术治理新模式建构要考虑的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1]刘永谋：《论技治主义：以凡勃伦为例》，载《哲学研究》，2012（3）。
[2]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3]纽拉特：《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小组》，载《哲学译丛》，1994（1）
[4]T.Veblen.The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5.
[5]OttoNeurath, Ed. Empiricism and Sociology.Dordrecht: Reidel, 1973.
[6]Li Cheng, Lynn White. “The Thi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rom Mobilizers to Managers”. Asian Survey, 1988, 28(4).
[7] T. Veblen.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3.
[8]Yongmou Liu.“American Technocracy and Chinese Respons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Chinese Export Politics in the Period of the Nanjing Government”. Technology in Society, 2015(43).
[9]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10]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11]保罗·法伊尔本德：《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12] Andrew Feenberg.Questioning Technolog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13]Neil Postman. “Social Science as Theology”. Et cetera, 1984(1).
[16]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7]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8]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9]Andrew Feenberg. Questioning Technology. London, New York:Routledge, 1999.
[20]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2]刘永谋：《行动中的密涅瓦：当代认知活动的权力之维》，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23]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2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6]刘大椿等：《一般科学哲学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27]戴维·米勒编：《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28]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The Logic of Technocracy
LIU Yong-mou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e technocrac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rends in contemporary politics all over the world, which incurs all kinds of criticism in the same time. The justification logic of technocracy includes logic premise, logic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logic of expert politics, by which we could classify the technocracy. The falsification logic of technocracy consists of cutting-off falsification and axiological falsification, and opinions of anti-technocrat should be discussed further. A more reasonable mode of technocracy could be constructed by selecting new methodology of science, absorbing beneficial counterviews, and combining more practical mode of expert politics.
Key words: technocracy; scientific management; expert politics；logic
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6）
站内搜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