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以来，技治主义所主张的政治实践科学化，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政治活动的显著趋势。在美国，罗斯福新政之后，社会管理、公共管理和政府治理日益成为“某种技术性事务”，对社会的技治主义管理逐渐成为广泛共识，技治主义占据了主流意识形态最重要位置，甚至堪比实用主义的地位。（Kleinberg，p.4）很快技治主义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传播到第三世界国家，20世纪后30年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极大地改变了全球政治活动。（Gunnell）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与技治主义同出一脉（Smith, Michael M., 1988），而美国技治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凡勃伦被一些人看作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其理论与马克思的思想共同之处颇多，甚至可以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变种。（Mithell,2001; Cassano,2009; Dugger,2006）还有些人认为，当代中国是工程师掌权的技治主义政府，清华大学是“红色工程师”标志性“摇篮”。（Andreas, 2009）
技治主义究竟为何？如何产生和流变？其主张、特征和本质是什么？有什么缺陷和意义？本文主要以凡勃伦的技治主义思想为例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据考证，“技治主义”（technocracy）一词为美国工程师史密斯1919年所杜撰（Jones，p. 214），用来指代通过雇佣科学家和工程师代理社会事务以提高效率的原则。但是，Technocracy成为普遍应用的术语应该归功于20世纪上半叶美国技治主义运动（Technocracy Movement）的兴起。
1918年，工程师、专家和学者组成的技术联盟（Technical Alliance）成立，被视为技治主义运动的肇端。1929-1933年“大萧条”暴露了自由资本主义危机，人们不得不寻求救世方案，技治主义受到垂青，技治主义组织纷纷成立。技治主义运动认为，建筑于资本主义价格体系之上的政治和经济活动的低效是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只有由科学家和工程师取代政治家、资本家，运用专业技能来管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事务，才能提高效率避免危机。狭义技治主义指的就是这场运动中的主张，主要包括凡勃伦、斯科特（Howard Scott）、蔡斯（Stuart Chase）、罗伯（Harold Loeb）等人的言论。
20世纪30年代，技治主义运动在美国盛极一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胡佛、罗斯福两届政府的政治活动。胡佛总统出身工程师，对技治主义很感兴趣，主张吸收专家参与政府事务。1934年，罗斯福总统就任后，更是着力组织专家“智囊团”（Think Tank），大规模推行专家政治。斯科特领导的技术联盟至少有18位重要成员在罗斯福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分布在一些相当重要的经济部门当中。（Scott，Faulkner, pp.23-24）罗斯福实施了某些技治主义主张，比如受斯科特等人开展的北美能源调查启发，组织了国家潜在产品能力调查。
除了对价格体系和社会测量的立场基本一致之外，参加运动的技治主义者相互之间观点差异很大，导致技治主义运动很快发生了分裂。（Adair, p.2）激进派把技治主义视为从根本上改造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方案，拒绝与既有资本主义合作。温和派则把技治主义视为某种政治活动技术化的改良主张，愿意参加到政府中。在以斯科特为领袖的激进派看来，专家加入政府意味着某种变节或投降。斯科特说：“技术统治论者从来没有试图建议、影响、劝说或哄骗北美大陆或其他任何地区的国家政治领导。……如果他们在某些方面影响了罗斯福，那也不一定是因为技术联盟的意图或动机，更可能是这些过去的会员为罗斯福的政治前途及他们自己的晋升而游说的结果。”(Scott，Faulkner, p.28)激进派在美国遭到很多批评和限制，目前在美国影响很小。在实际应对危机的操作中，技治主义不如凯恩斯主义的效果好，因此招来更多非议。加之斯科特在社会宣传和应对批评方面失策，30年代末期技治主义运动开始在美国迅速衰落。
从思想渊源上看，技治主义运动主要受到技治主义影响，甚至可以在说实践技治主义的主张。运动兴起之前，技治主义已经出现；运动失败之后，技治主义并没有消亡。但是，技治主义运动对于技治主义传播居功至伟，是它让技治主义思想受到美国乃至全球的关注。比如，技治主义运动一开始就引起了中国的关注，运动中许多技治主义者的主张几乎同步被介绍到中国，如罗伯的《技术统治》1933年出版，1935年即翻译到中国。（Loeb，1933；罗伯，1935）
一般认为，广义的技治主义可以追溯到培根的“所罗门之宫”、圣西门的“实业家科学家联合统治论”。在《新大西岛》中，培根详细描绘了由科学家、技术专家如何组成“所罗门之宫”，如何指导他想象的科学乌托邦运转。圣西门提出了比较丰富的技治主义思想，主张二十一人组成的牛顿议会（总会）行使最高统治权，各级牛顿会议代替教会，教育和指挥所有社会成员。(圣西门，p. 23)之后，孔德的实证哲学、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均包含一些技治主义的思想。
技治主义源自欧陆，但成为系统理论主要应归功于20世纪美国技治主义思想家的努力。19世纪末，圣西门等人的技治主义思想已经开始在美国传播和发展，其中重要的有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乌托邦思想、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和凡勃伦的制度经济学思想。贝拉米影响颇大的乌托邦小说《回顾：2000-1887》及其续集《平等》，想象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以及之后社会如何按照技术原则运行。泰勒的科学管理是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和管理工人生产的努力，提出以标准化原理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思想家对技治主义的发展和传播，让技治主义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凡勃伦之后，技治主义理论家主要包括罗斯托、加尔布雷斯、布热津斯基、布尔斯廷、丹尼尔·贝尔、奈斯比特和托夫勒等人，最重要的作品包括《经济成长阶段：非共产党宣言》（1960）、《新工业国》（1967）、《两个时代之间：美国在技术时代的位置》（1970）、《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技术共和国》（1978）、《第三次浪潮》（1980）等，形成了绵延不绝的美国技治主义传统。
凡勃伦不仅是美国技治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而且是技治主义从源起到勃兴关键人物的枢纽人物。首先，凡勃伦被认为是20世纪美国“技治主义的理论奠基人”（Faulkner，p.109），其著作《工程师与价格体系》被认为是技治主义主张最早的系统性阐述，甚至是“技治主义的圣经”（Davis，p. 189）。从思想史流变看，凡勃伦处于美国技治主义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凡勃伦提出的“技术人员的苏维埃”理论涉及了技治主义的主要问题，集中了反映技治主义的基本主张、主要特征和缺陷。之后的技治主义理论家基本上都是在凡勃伦的框架下讨论问题。其次，凡勃伦直接参与了技治主义运动，对其影响甚巨。凡勃伦是1918年技术联盟成立之初临时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在这之前，凡勃伦等人发起成立了“新学院”（New School），开始致力于帮助工程师帮助“自觉”。但是，他认为工程师必须联合经济学家、工人等才能成事，引起了许多技治主义者的不满。斯科特曾想否认凡勃伦对他的影响，又说凡勃伦的《企业论》而不是《工程师与价格体系》激发了技治主义者的思想，但凡勃伦对技治主义运动的理论指导得到了一致的公认（Bell）。除了吸收凡勃伦的思想之外，技治主义运动主要提出社会测量（Society Measurement）和能量券（Energy Certificate）两项措施，前者主张对工业生产要素尤其能量消耗进行统计和分析，并根据测量来计划最恰当的生产要素配置，后者主张用能量券代替货币来改造社会。这两项主张均可视为践行凡勃伦调研工业系统思想的操作方案。技治主义运动虽然在美国昙花一现，但罗斯福新政借鉴了许多凡勃伦等人的思想（Tilman，第七章）。总之，理解凡勃伦的技治主义思想，对于理解技治主义传统乃至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非常重要。
技治主义历时颇久，散播颇广，变种颇多，差异颇大，难以非常精确地描绘。粗略地说，技治主义理论主要包括如下部分或问题：（1）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社会，使之进入了新的阶段（如凡勃伦称之为工业社会，罗斯托称之为大众消费社会，加尔布雷斯称之为富裕社会、新工业社会，贝尔称之为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制度与之完全或部分地不适应。这是技治主义理论的前提和基础。（2）如何应对上述冲击？必须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实行技治主义治理，一是用科学原则、技术手段和数量方法来管理社会，二是由接受了现代自然科学教育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包括社会技术专家）掌握社会管理权力。这是技治主义理论的基本主张。（3）如何实现对社会的技治主义治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各家分歧：或主张颠覆发达资本主义再重造，或局部改造，或一定层面上的改良。这是技治主义理论的实践策略。所有技治主义者均不主张通过布尔什维克式的暴力革命来颠覆资本主义社会。
下面主要以凡勃伦为例对技治主义的理论框架做一个简要说明。
凡勃伦认为，19世纪中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全面进入了工业社会。在工业社会，工业系统是社会的主干，工业系统有效运转则整个社会有效运转，谁控制了工业系统就控制了整个社会。工业社会是按照科学原理和技术原则构成的新型生产系统，各个部分紧密契合、有机协作，“任何协作的问题总是会在总体上一定程度地阻碍系统的工作”（Velebn，1915，p.16）。因此，运行工业系统是非常精密、细致和专业的技术工作。
凡勃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工业与商业、技术与利润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价格体系和所有制的问题。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一直都存在着资本家指使和操纵的怠工、停工、罢工、小破坏等降低效率的生产破坏行为。这是资本主义价格体系的必然结果。生产增长导致产品增加，供求关系变化，商品价格下降，单个商品利润下降，影响了资本家的利润。对于资本家而言，把产量控制在某个范围之内，才能获得最大的利润，因此资本家才会故意破坏生产。而资本主义价格体系是建立在不在所有制（absentee ownership）的基础上的，此时技术发展到生产需要大型物质设备的阶段，个人不能单独也不能单独操作该设备，于是生产工具制造者、使用者和所有者分离，所有者与生产和设备分离的不在所有权出现。不在所有权制度决定了资本主义企业最高目的是为不在所有权人攫取更多的利润。因此，要为资本主义企业混乱和低效负责的是不在所有权人和不在所有权制度。也正是如此，资本主义政府不会也没有办法解决制度性生产破坏行为，技术和工业发展最终会突破资本主义所有制，生产和商业的矛盾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彻底奔溃。
在凡勃伦看来，只有工程师才能高效地运行工业系统，因而资本家应该把权力让渡给工程师。凡勃伦所谓的“工程师”不仅包括不同专业的科学家、技术人员，还包括管理专家、经济学家等。工程师熟悉工业技术和工业管理，能让工业系统高效运转，实现其最大生产能力。“最根本的是让那群技术专家能不受约束地配置系统可利用的资源，包括物资、设备和人力，而不管任何国家的阻拦或任何既得利益者的不满”（Veblen，1963，p.173）。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用暴力和不在所有制掌握了统治权，尤其是企业生产的控制权，与企业中的工程师发生持续不断的冲突。商人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工程师的目标是生产最大化。在不在所有权制度下，企业最终决定权在资本家手中，工程师不得不屈从于商人的决定。进入20世纪，掌控企业权力的商人对工业系统运转的阻碍越来越严重。
凡勃伦主张发动“工程师革命”，让工程师掌握工业社会的权力。因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工业社会，所以这种社会中任何有效的革命必须是工业上的革命，即彻底改造和重组新工业系统，而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只能是必将失败的短暂骚乱而不是真正的革命。底层民众既不懂革新工业系统的意义，因而没有革命愿望，更没有革新工业系统的能力，因而无法领导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工业社会革命的领导权必须交给熟悉工业系统运转的工程师。“工程师革命”首先要促成工程师的阶级自觉，将他们组织起来，再争取底层民众的支持，同时还要组织大规模的工业系统调查研究活动，以为掌权后科学地运行工业系统做好准备。但是，工程师革命并不是真正的革命。凡勃伦反对暴力，一再声称工程师革命不危险，之所以称之为革命“是因为对于既有秩序的卫道士而言找不到更温柔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变化”（Veblen，1963，p.143）。在他看来，彼时美国社会制度还没有明显动摇的迹象，虽然已经出现工程师革命的征兆，但革命的时机、条件还未成熟，工程师应该做好准备等待资本家非常平静地交权。
凡勃伦设想的工程师革命之后的社会是按照科学原理和技术原则高效运转、由工程师掌控的工业社会。首先，工业系统被彻底改造，工业控制的目标从不在投资的利润转到有用的商品产出，生产力被彻底解放，物资短缺被彻底消灭，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其次，不在所有制被颠覆，工程师接管了以往属于商人和不在所有权人的企业控制权，工程师按照技术原则调配国家所有的可用资源、机械力量和设备，统筹全部生产和消费，按照生产和技术要求运转工业体系，避免浪费和重复，最终实现社会高效运转和资源高效利用。最后，工程师组成“技术人员的苏维埃”来行使国家权力，实现工程师治国的理想。技术人员的苏维埃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即“有资格被称为‘资源工程师’的技术人员，以及交通系统胜任的代言人，以及最终产品和服务分配的代言人”（Veblen，1963，p.135），以及一些“生产经济学家”，以提高生产效率为目标的经济学家。
凡勃伦之后，技治主义者抛弃了颠覆资本主义的主张，迅速蜕变为改良资本主义制度以维护资本家统治的理论，而技治主义者不再是持不同政见者。这一点在技治主义运动时期就已经初露端倪，到了60、70年代，技治主义者基本上抛弃了建立“技术人员的苏维埃”的理想，而是聚焦于如何运用科学技术加强既有秩序，“成了种种官方乐观主义理论的来源”（杰缅丘诺克，6）。凡勃伦技治主义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激进批判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使得他区别于之前的圣西门和其后的丹尼尔·贝尔等多数技治主义者。圣西门主张，“必须把精神权力交给学者，而把世俗权力交给实业家”，“学者和实业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和需要组织社会”（圣西门，p.302），科学家和实业家联合主导社会运行，共同维护王权。贝尔认为，美国正在进入后工业社会，技治主义是非意识形态的，是支撑后工业社会（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基本制度，而科技治国、能者统治“可以使社会成为一个公正的社会，即使不是平等的社会”（贝尔，p.382）。这实则是在为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做辩护，否认资本主义正面临全盘崩溃的命运。相对于凡勃伦，这可以说是某种形式的堕落、阉割或背叛。失去了批判向度和超越理想之后的技治主义，沦为纯粹的政治或治理手段技术化主张，只问如何借助科学技术让政治决策更有效率，不问科学技术在为何服务。因此，这种无目的工具理性的技治主义可以多种政体结合，民主制度可，专制制度亦可。正是因为这一点，技治主义政治才会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扩散到全球，成为从北美、西欧到亚洲、拉美的普遍现象。
技治主义是西方“真理城邦”古老理想的现代形式，即在当代社会建成“科学城邦”。在西方文明中，追求社会运行尤其是政治运行理性化的思想源远流长，比如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向下则绵延不绝，最新比如托夫勒的“知识权力论”。正如福柯所评论的，“西方（也许从希腊社会和城邦开始）从未停止过梦想在一个正义的城邦中把权力交给真理话语。”（福柯，p.13）柏拉图相信理性是人类能治理自己的根据，但他不相信普通民众的理性能力，主张由最具理性的哲学家来治理社会。亚里士多德则相信公民探索真理的能力，主张公民依据理性集体治理城邦。“真理城邦”的主旨是将人类理性应用于社会领域以达到人类自治。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科学技术在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中取得了巨大成功，科学知识被认作即使不是真理亦是目前人类获致的最完美知识形式。很自然地，自然科学技术的崇拜者们力图把科学技术的应用从自然界扩展到社会领域，尝试把社会发展理解为技术问题，将科学原理和技术原则用于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因此，正如哈贝马斯支持，技治主义（他称之为“技术统治论”）成为了晚期资本主义最主要的意识形态，“权威国家（autoritativer Staat）的明显的统治，让位于技术管理的压力”（哈贝马斯，p. 64）。技治主义是“真理城邦”的现代类型，其中真理表现为科学技术，理性表现为科学技术理性。技治主义主张用技术方式来统治和控制社会，把现代社会整体上理解为可以量化、拆分和控制的巨大机器，只有按照科学原理和技术原则才能正确地运转。在丹尼尔·贝尔看来，技治主义最接近古希腊城邦的理想，即“一个共同探索真理而团结起来的自由男、女所组成的共和国”（贝尔，p. 418）。
技治主义是一种当代乐观的技术决定论。凡勃伦的思想建基于对科学技术的强调和信任之上：因为当代社会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工业社会，所以要用科学技术的原则管理社会；因为工程师真正了解科学技术的原则，所以必须要让工程师掌权。在凡勃伦看来，科学技术是文明的决定性力量，决定了生产力状况、所有制变迁、社会阶级构成、制度革新；现代文明因科学技术而成为科学文明和机器文明，科学技术是现代西方文明的特征，亦是其在实践方面压倒其他文明的原因。科学技术决定论并不严格区别科学和技术，在强调自然科学的认识论价值的同时，更强调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实践的重要性，主张将科学技术的思维、方法和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的方方面面，坚持科学技术在社会总体运行中的决定性作用。科学技术决定论粗略地划分为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种不同的倾向，即它们都承认科技在现代社会的决定作用，但对于这种状况却给出了相反的评价——乐观主义者支持、歌颂，悲观主义者反对、抨击。技治主义者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决定作用持支持和欢迎的乐观立场。凡勃伦把科学技术看作拯救资本主义危机的“救世主”，把技治主义视为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矛盾惟一良方。布尔斯廷歌颂美国的“实验精神”，主张“技术稀释和溶解意识形态”，用技治主义最终战胜“部落主义、国家主义、信仰的十字军精神、偏执、审查制度、种族主义、政治迫害、移民限制、关税以及沙文主义”。（Boorstin, pp. 6, 59）丹尼尔·贝尔亦主张技治主义是非意识形态的，认为“技术性决策的方法可以看作是意识形态的对立物：前者是计算性的、工具性的；后者是感性的，表现性的”。（贝尔，p.43）在他看来，在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论、各种意识形态要终结了。因此，技治主义是一种典型的乐观科学技术决定论，这是技治主义的明显特征。
技治主义的机械主义、精英主义色彩非常明显。凡勃伦过于强调工业和机器在现代社会中作用，把整个现代文明理解成机器文明，把社会运转还原为机器操作，还社会系统还原为工业系统，未免过于简单和冷酷。凡勃伦把人民大众看成愚昧、落后、麻木、软弱的奴隶，傲慢自大的精英意识表露无遗。即便如此，他还是意识到不发动工人阶级，工程师改造社会的理想只能是空谈。这一点也被技治主义运动的实践所证明。如果工程师真的全面掌握了统治权，以技术原则为社会运转原则，以数字、机械为统治工具，普通民众的权利很可能被工程师以科学和真理的名义所剥夺，在工程师眼中沦为社会机器上的零件或图表上的数据。换言之，技治主义的政治理想中在实践中存在转向专制的风险。
技治主义是当代科学家、技术人员、工程师以及其他专家等崛起后的意识形态主张，反映了知识阶层软弱、妥协和折中的两面性。20世纪以来，知识阶级兴起是全球范围内非常显著的现象。正如凡勃伦自己所称，“技术人员的乌托邦”实际是工程师的意识形态主张，是工程师“阶级自觉”的理论产物。凡勃伦宣布要颠覆不在所有制，又坚持等待资本家主动交权。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来说，他“具有强烈的辩护士和反革命的倾向”（杰缅丘诺克，p.27）。对于资本家来说，他是把资产家等同罪犯和疯子，封杀他是题中之义。在冷战时期，凡勃伦在西方一直声名不彰，冷战结束后才日益被美国思想界所重视。凡勃伦在意识形态上的孤立，根源在于工程师群体的阶级特征。工程师经济地位相对较高，因而摆脱不了两面性，既不满资本家的统治又担心革命会冲击自身的既得利益。关于工程师的革命性，凡勃伦自己也是矛盾的。在《有闲阶级论》中，他指出了学术研究与有闲阶级之间的密切关系。历史上学术主要由有闲阶级推动，高等教育受有闲阶级制度影响最大。他甚至认为，“学识，在开头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教士代理有闲阶级的副产品；而且至少到最近为止，高级学识仍然在某种意义上是教士阶级的副产品或副业。”（凡勃伦，1964，p.263）既然工程师与资本家（即当代有闲阶级）关系如此紧密，如何具备颠覆资本主义制度和有闲阶级制度的革命性？正是如此，凡勃伦才会设想出没有暴力的“伪革命”。
从表面上，技治主义者主张用技术政治代替金钱政治，要用知识取代资本作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是要否定资本在现代西方社会的基础位置，进而多少在质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许多技治主义者宣称技治主义以客观真理为标准，以成就原则代替世袭原则作为社会等级的划分标准，不偏袒资本家，因而甚至是非意识形态的。这种观点是以如下前提为基础的：知识（科学技术）是中立、客观和与政治无涉的。只有如此，知识才能成为独立于金钱的权力来源。这种观点在现时代背景中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技治主义者对知识的理解也并非意识形态的。凡勃伦是从习惯角度来看待科学的。他认为，“一种科学观点是共同体流行的一致的思想习惯”，“为有用的目的而对科学知识的运用就是广义上的技术”。（凡勃伦，2008, pp.32,15）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属于文化的组成部分，不是孤立的，而是文化整体进化的产物，随着那些构成了文化发展序列的流行思想习惯的变化而变化；是集体传承、共同拥有和群体传播的，表现为群体的共同能力。显然，凡勃伦理解的科学并不是与价值、权力无关的客观真理。丹尼尔·贝尔认为，知识的合理性首先在于它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因而得以传播；被传播的知识具有经济学上的价值，能够获得货币补偿，并且被视为社会资源而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制约和管理。贝尔知识观关注的重心是知识的社会生产、社会认可、社会传播、社会消费和社会影响方面，从实用与功利的角度来解读知识。正是因此，贝尔的“知识”才能催生出权力。其次，在科学技术一体化的“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的非意识形态性很难再站得住脚。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需要大规模的组织和动员，不得不向经济、政治、军事等力量寻求支持；而经济、军事越来越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国家日益重视对科学技术的引导、规划和控制。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再说科学技术的中立性已经不合时宜。马尔库塞认为，“工业化的技术就是政治的技术”。（马尔库塞，2006，p.18）他的观点虽然偏激，但也抓住当代科学技术的某些特点。
关于科学技术与权力的关系，马克思已经阐述得非常清楚。科学技术本质上是瓦解资本家权力的力量，但在具体社会历史阶段实际上却极大增加了资本的权力，强化了资产阶级统治。从根本上说，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生产力。这是马克思科学技术论的基本立场。因此，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之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一种破坏性、否定性力量，必将帮助无产阶级颠覆资产阶级的统治，获得终极解放。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更多地是为资本家服务。马克思认为，发明、机器和科学技术不会让工人致富，只会使资本致富，因而增加了资本支配劳动者的力量，因此“机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马克思，p.26）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行使权力职能，但这并不代表权力是科学技术的固有属性，科学技术之所以成为权力工具，根源在于资本家购买了科学技术。马克思对被资本购买后的科学技术如何帮助资产阶级加强统治，控制和压迫劳动者进行了详细分析。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权力只有一个来源即资本，知识并不能作为独立的权力基础，科学技术并不是非意识形态的。
在凡勃伦时代，技治主义就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技治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批评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埃吕尔认为，技术已经成为自主物，技治主义让技术与国家融合，精英和技术的统治颠覆了民主，正在导致新的贵族统治。（Ellul，p.274）他呼吁加强独立于国家各种社会的、政治的、知识的、艺术的和宗教的组织，使之有能力反对国家。
马尔库塞指出，当代技术进步与技术理性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单向度极权主义社会的塑成和运转中占据着极其关键的枢纽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加强。”（马尔库塞，1982，p.82）技术进步带来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技治主义让反对声音被否定，人们甚至失去了设想替代性选择的能力，想不出一个比现行社会更好的社会。
哈贝马斯认为，技治主义是一种新型的“隐性意识形态”，显得意识形态性较少。技治主义使得当代技术已经成为压制人的异己力量，造成了理论与实践以及社会人群的分裂，让当代文明走向纯技术文明，尤其是技术与军备相结合，这是非常危险的。和马尔库塞一样，哈贝马斯认为，技治主义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它让人们不再反思社会、反思技术本身——技治主义消灭了公共领域，因而社会、技术不再受到公众的政治批判。
费耶阿本德反对专家治国，主张把专家、科学家从目前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中清除出去。他认为，社会重大事务需要听取专家的意见，但最后应该是民主方式构成的委员会来决定，其中专家应该是少数。首先，通常专家的意见往往不一致，甚至任何一种观念，都可以被专家论证为正确的。其次，专家往往与谈论的问题没有直接关系，只能从自己的概念框架出发理解没有体验的领域，或者说，他们常常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最后，专家决策比外行更好是无法证明的。他甚至认为，外行控制应该控制科学，而且也不会造成危害。（费耶阿本德，p.107）
波兹曼从文化角度批评了技治主义。他认为，当代文明已经进入技术统治文化的时代，技术开始扮演社会核心的角色，技术的自主性增强，技治主义开始流行。在技术统治时代，技术开始向文化发动进攻，试图取代文化。技治主义的口号是：一切都交给技术，它兴起之后，其他文化类型就是开始急速消失。波兹曼还批评“社会技术”成为技治主义统治的帮凶。他认为，当代社会科学试图按照技术原则、方法和规范来控制整个社会，其作用类似于中世纪的“神学”；社会科学不应以控制社会、管理人群为目标，其目的应该是“重新发现社会生活的真理，评论或批评人们的道德行为，提供能帮助人们以某种程度的理解力和尊严生活的隐喻、意象和观点。”（Postman）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虽然凡勃伦对资本家的批评非常尖锐，因而被“社会意识形态辩护者”丑化为“文化恶魔”（Bartley），但凡勃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马克思相去甚远，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生产力诸要素中，马克思突出劳动者的作用，凡勃伦则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作用最终要通过掌握它们的劳动者表现出来。关于社会发展动力，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而凡勃伦认为社会发展的内因是习惯进化（或主流性格类型改变）的结果，科学、技术、制度乃至文化均属于习惯的范围。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马克思将其归结为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凡勃伦认为，生产与商业、技术与不在所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凡勃伦的理论是技术决定论和社会进化论的混合物，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不一致。关于先进阶级和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认为，先进阶级和社会革命主力是工人阶级，而凡勃伦认定为工程师，轻视工人阶级的力量。根据马克思主义，工程师属于职业划分，并不是独立的阶级，其中占有生产资料、占有工人阶级劳动的属于资本家，没有占有的则属于无产阶级。换言之，工程师本身就是分裂、矛盾的，要不就是与资本家同流合污，要不就是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起，没有独立的第三种立场。在实践中，工程师更容易和资本家合作，而不是融入工人阶级。美国技治主义运动的迅速分裂，佐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判断。
至于凡勃伦之后的技治主义者，则完全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为资本家的统治在辩护。罗斯托就是典型，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者自居。而丹尼尔·贝尔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是更加广泛的社会进程即工业体制的变种，后工业社会是超越工业体制的集中化和分散化兼而有之的新型市场计划体制，后工业社会的“能者统治”超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这是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否定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观点。
就中国而言，很多论者指出，自南京政府以来，技治主义对中国现当代政治影响甚巨，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Guangwei Ouyang, 2003; Li Cheng, White, 1990, 1991; Li Cheng, 1992）的确，技治主义运动开始之初，经由一批蒋廷黻、罗隆基等哥伦比亚大学（技治主义运动早期的中心）毕业生的介绍，引起中国人的关注。不久，南京政府开始吸收专家加入政府，采纳了许多技治主义主张，尤其是国防设计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的设立。然而，中国人对技治主义的理解一开始就是停留在技术、工具的层面，并不关心资本主义制度规划问题。中国式技治主义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专家治理国家，公共管理技术化，行政系统技术化，而对价格体系、能量券等触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主张没有兴趣。因此，激进派和温和派的斗争在中国根本没有出现，中国的技治主义者很自然都是温和派，赞同加入南京政府，改良国家政治，帮助政府渡过战时的危机，并没有像在美国那样招致相当大的批评。技治主义在中国这么一个非发达工业国家受到关注，更多是它与中国传统“尚贤”思想有某些共鸣，20世纪初科学主义在中国极为盛行帮助了它的传播。
改革开放以来，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和技术化，以及决策和行政的科学化，日益受到国家重视。将其视为转向技治主义的表征，完全是一种误解。首先，现时代是科学技术的时代，当代社会是知识社会。对科学技术缺乏了解，很难熟练地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其次，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增长，社会急速转型，中国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如果不研究国情，不运用科学，很难管好社会公共事务。最后，科学技术被认定为“第一生产力”，中国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知识阶层人数越来越多，吸引知识分子加入国家治理是必然的事情。应该说，技治主义正确地反应了当今社会知识化的基本趋势，包括社会生产知识化、社会运行知识化和社会构成知识化。从工具层面看，尤其是行政决策科学化，技治主义在某些方面呼应全球普适的趋势。因此，并不是中国政府成为了技治主义政府，而是说技治主义在某些方面的主张是正确的。这些主张被世界不同制度所吸收，成为世界政治活动的普遍趋势。总之，政治操作和工具层面的技术性变化并不能改变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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