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处于演化发展之中。近代以来，在资本与技术的共同推动下，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渐次展开，步入了“世界历史”时期和全球化时代。技术是文明的元素，是现代社会建构与运行的基础，也是当今影响最为广泛而深远、作用最为强大而持久的力量，塑造着现代社会生活的面貌。技术化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技术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它将把人类引向何方？我们应当如何应对技术文化的挑战？等等，这些都是理论界不得不关注和思考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技术原则及其逻辑支点
技术可被广义地理解为：围绕“如何有效地实现目的”的现实课题，人们不断创造和应用的目的性活动序列、方式或机制。[1]人是目的性活动的动物，技术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技术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类欲望或需求的无限性与现有实现手段的有限性之间的对立，是技术运动的基本矛盾。在解决这一基本矛盾的过程中，如何确保具体目的的有效实现，是技术创造活动的第一要务。因此，追求独特效果是技术创造的首要原则，可称为效果原则；在确保具体目的顺利实现的前提下，追求实现目的流程的高效率是技术创造的第二原则，可称为效率原则。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效果原则与效率原则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如何实现目的？这是技术一次创新（或基础创新）阶段的基本目标，效果原则主导这一阶段的技术活动。在具体目的的实现流程尚未成型的情况下，人们的功利性要求最为强烈，总是不惜一切代价，想方设法创建新型技术形态，暂时无暇顾及成本和投入。如何高效率地实现目的？这是技术二次创新（或技术改进）阶段的中心任务，效率原则是这一阶段技术活动的主基调。在具体目的得以实现的前提下，人们的经济性要求逐渐浮现，开始算计实现目的的投入、成本和时间，不断改进原有技术形态或尝试新的技术可能性，以更加经济、便捷的方式实现目的，精心追逐功利和效率。由此可见，以往不少学者只强调人的经济性与技术创造的效率原则，是肤浅的、不全面的和不切实际的。
从本质上说，技术创新是一个目标明确的理性化建构过程。尽管不同技术形态的创建活动千差万别，其间的偶然性、机遇、非逻辑（灵感、直觉、顿悟）思维色彩浓烈，但是理性却在其中扮演着组织者和领导者角色，是技术发明与改进的逻辑支点，引导和驾驭着众多非理性因素及其活动。技术的科学化以及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的形成与发展，都是技术活动理性化的具体表现。“理性原是一种超越现实的批判能力，即它原是一种批判的理性；而在自然科学中，理性的概念已被技术的进步所支配，它的批判性逐步为工具性所取代。依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塑造人和社会生活已成为当代理性主义的趋势。”[2]
技术理性就是以理性方式对目的性活动效果、效率与模式的自觉追求，或者说是理性在功利与经济维度上的集中体现，表现为手段合乎理性的建构与选择。事实上，围绕如何有效地实现目的这一现实课题，人们总是在已有知识、技能、经验和资源的基础上，凭依理性禀赋进行探索、构思、设计与建构，进而创建和改进实现目的的具体技术形态。因此，“理性最终被当作一种合作协调的智力，当作可以通过方法的使用和对任何非智力因素的消除来增加效率。”[2]51技术理性上的盘算与建构，不仅是技术活动的基础和灵魂，而且已演变为当今理性的主流形态，不断蚕食传统的价值理性与意义世界，导致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技术理性主义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基础，它坚信理性万能、至善、完满、乐观的人本主义；它认为人通过理性方式可以把握宇宙万物的结构，通过不断改进技术手段的途径可以征服自然、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进而建立起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
二、技术精神的形成与自觉
“制作和使用工具”是一种典型的技术活动，通常也被学术界视为人类诞生的主要标志。[3]由此可见，技术史与人类史一样悠久，作为直接生产力的技术尤其是生产技术上的进步，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然而，在工业革命之前，处于社会下层的广大工匠一直是生产技术开发的主体。他们卑微的社会地位以及缓慢演进的自在的技术文化形态，对当时社会意识形态与人类精神生活的影响微弱。技术哲学的“历史性缺席”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4]
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下，科学与技术在加速发展中走向融合，互动共进。启蒙运动所彰显的理性主义精神逐步成为近代世界发展的原动力之一。在这一社会理性化进程中，技术的演进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自发的偶然性发明创造转入自觉的专业化技术开发，自在的技术文化也为自觉的技术文化所替代。众多社会领域同步展开的技术创新实践以及历次技术革命，逐步孕育和催生了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技术精神：
第一，立足创造。任何技术形态都不是自然天成的，而是人工建构的功能体系。技术虽然以自然物及其运动为基础，但却是对自然物的加工、重组和超越。创建具有特定功能或功效的技术系统一直是技术活动的中心任务。因此，立足理性的发明创造活动是新技术之源，没有持续的创新也就没有技术上的不断进步。其实，技术创新是一项充满挑战与艰辛的探索活动，并不存在凝固不变的模式。只有立足科学认识与技术经验，充分发挥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才能不断解决技术活动中的未知与未行问题，创建出更多、更高效率的新型技术形态。
第二，注重实效。通达特定目标、解决实际问题是技术活动的宗旨。以效果与效率为核心的技术功效，既是技术活动追求之目标，也是衡量技术价值之尺度，更是决定技术选择之依据。因此，不断拓展新的技术功能，提高技术运行效率，始终是技术发展的基本方向。技术功效低下的传统技术形态注定会被新技术的发展所淘汰；所有构思新颖、设计完备的新型技术形态，都必须经过试验环节的考验，并确认其功效上的优势后，才能真正进入实际应用领域。
第三，鼓励多元。理论与实践都表明，实现同一目的的技术路径并非只有一条，而往往并存着多种技术可能性。在技术实践活动中，人们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技术成就，而总是积极开拓新的技术可能性空间，创建更多功能相似、各具特色的新型高效技术形态。这些功能相近的不同技术形态，在原理、结构、应用条件等方面各有优点和缺陷，为众多高一级技术活动的展开或进一步建构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第四，宽容失败。受主客观多重因素的影响，新技术的创建过程总是充满了困难与挑战，难以迅速取得预期的技术功效，其间的挫折与失败经常出现。这就决定了新技术的创建与改进必然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人们必须承担由此所产生的高昂代价。失败是成功之母。因此，技术创造者应当具备顽强的意志和坚韧的毅力，愈挫愈奋；社会大众也应当以平常心态看待技术开发挫折，宽容失败，为技术创新营造更加宽松的文化环境。
第五，精准可控。任何技术形态总是展现出多方面的数量特征，新技术成果也主要体现在技术指标的提升与运行精度的提高上。在技术科学与工程科学发展的推动下，现代技术系统的设计、建构与运行诸环节，都事先经过了预测、规划、比较与优化，技术活动更趋精密准确。同时，社会发展也要求强化对技术运行的调控能力，不断提高控制精度，确保技术体系高效、平稳、安全、准确地运行。
技术精神是长期的技术活动在社会意识层面积淀与结晶的结果，是技术文化模式的核心和灵魂。事实上，在工业文明之前，由于与科学的分离以及小农经济的封闭停滞，技术的发展相对迟缓，技术精神尚处于不自觉的孕育之中，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范围和深度有限。然而，自工业革命以来，在资本与科学发展的共同推动下，技术进入了全面快速发展时期，技术精神也得以彰显和升华，技术活动逐步转入自觉自为的扩张状态。随着技术理性主义统治地位的确立，技术精神得以发扬光大，渗透和扩张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今日之技术世界已逐渐远离和替代了生活世界，人们也为技术所“绑架”和奔忙，淡忘了生活的主要目的、意义和价值，进而出现了技术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尖锐对立。
三、社会的技术化进程
社会的技术化就是社会生活愈来愈按照技术的规则建构和运行的过程。在技术精神的驱使下，人们自觉地把越来越多的日常事务置于技术理性视野下审视，并按照技术原则安排和组织社会生活，整合和建构社会运行机制及其流程，不断创建新型社会技术形态。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这个世界变得技术化、理性化了。机器主宰着一切，生活的节奏由机器来调节……这是一个调度和编排程序的世界，部件准时汇总，加以组装。这是一个协作的世界，人、材料、市场，为了生产和分配商品而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组织的世界——等级和官僚体制的世界——人的待遇和物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在工作中协调物件比协调人更容易。这样，在人与角色之间形成了一种明显差异，而这种差异目前在企业的人员配置和组织图表上已经正规化了。”[5]
社会的技术化是一项关涉社会生活诸领域、多层面的技术性建构过程，合理化、体制化、法制化、科层化、官僚化等都是从各自视角对这一进程的不同表述。社会技术化浪潮必然带来精神文化的技术化，即技术对其他文化形态的侵袭与重塑。科学的技术化就是一例。科学的技术化是现代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以往学界大多片面地认为，这一过程就是在科学研究中采用越来越多的先进技术装备，以及技术开发实践为科学研究提供越来越多的课题。其实，科学的技术化的实质在于，按照技术理性与技术原则的要求展开科学研究的组织（体制化）和运作（规范化），规范和重塑传统的科学研究流程，以提高科学研究活动之功效。今天的科学研究正在被纳入庞大的技术研发体系之中，从属并服务于技术开发活动。事实上，以追求功效为特征的社会技术化现象随处可见，已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在社会技术化潮流中，“随着这一设计的展开，它便塑造了整个言论和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领域。以技术为中介，文化、政治和经济融合成一个无所不在的体系，这个体系吞没或抵制一切替代品。”[6]
在社会的技术化进程中，人们越来越被卷入多种技术体系的建构与运行之中，成为这些技术系统的构成单元或作用对象，被迫按照技术系统的模式与节奏运行，从而在人的精神、心理、生理、器官、肢体等层面打上了技术的烙印。这就是人的技术化。在这一进程中，一方面，新技术的创造与应用，使人的肢体、感官与大脑的生理功能得以延伸和放大；另一方面，技术理性也逐步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技术精神开始影响社会生活，简约的技术化生活不断侵袭内涵丰富的日常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
任何个体总是出生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与人工自然环境中，并在特定的技术世界中成长和发展。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新生代总是通过社会遗传方式，不断地学习、运用和适应前人或他人所创造的技术成果，逐步融入现行的种种技术体系之中，转变为这些技术系统的构成单元或作用对象。从衣、食、住、行、用到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自我实现等层面，现代人无一不受到多种技术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因此，人们必须自觉或不自觉地建构、引入、学习和适应各种技术形态，把外在的技术模式不断地内化为个体观念和行为规范。在这一进程中，自然的人就被塑造成技术的人、社会的人，技术也就随之内化为人性的构成部分。
事实上，社会的技术化与人的技术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两者同步展开、互动共进。生活于技术化社会之中的人，其技术属性必然会被不断地强化，这就是人的技术化；同样，不断技术化的人也必然会按照外在的技术原则与规范交往和行事，自觉地建构符合技术理性要求的社会组织、机制和制度，这就是社会的技术化。
四、风险社会的技术根源
风险社会就是基于当今社会结构及其运行环境的复杂化，以及不确定性因素激增的趋势而形成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对当代社会特征的形象描绘。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人类技术实践所催生的种种风险占据社会的显要位置，各种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技术理性主义日盛的现时代，技术越来越成为社会建构与运行的重要基础。技术风险源于技术系统内外的多重因素，它既是社会风险的一种具体形态，也是诱发其他社会风险的主要根源。
任何技术系统都是人工建构的物质体系，都是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中运行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表明，导致复杂技术系统运转失灵的内部与外部、微观与宏观因素及其作用渠道、环节、时机众多，技术风险不可避免。从技术系统建构视角看，由于技术认识与设计的历史局限性，许多技术系统先天不足，潜在着不少缺陷或薄弱环节。这一现象在一次创新阶段或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较为常见。例如，在许多早期公共建筑技术系统中，往往缺少消防、抗震、防雷、防盗、备用通道、停车位等技术设施，潜伏着一系列安全隐患。
从技术系统运行角度看，操纵者是技术系统运行的核心和灵魂，违反规则的误操作也是诱发技术灾难的主要因素。然而，由于人的生理与心理、体力与智力等方面的阈限，难于以一贯之地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因而误操作的技术风险难以避免。正如墨菲法则所概括的：“凡事可能出岔子，就一定会出岔子。”[7]例如，在道路交通事故原因中，疲劳驾驶、酒后驾驶、无证驾驶以及判断失误等人为因素就超过了60%。一般地说，操纵者在技术系统中所处的地位或扮演的角色越重要，误操作所导致的危害就越大。同时，在社会矛盾与冲突普遍存在的现时代，滥用或恶意使用技术的现象屡见不鲜，人为灾难不断，控制技术研发与使用的难度随之增大。因此，在技术进步过程中，新技术与新风险同步增加，技术功能与技术风险一并扩大。这是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强大的现代技术系统一旦失灵、失控或被滥用，其破坏作用将是巨大的。核战争、恐怖袭击、环境污染、安全事故等技术风险，正严重威胁着当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同样，物化技术是技术系统的骨骼与肌肉，它的运行故障也是导致技术灾害的根源。低层次物化技术单元的老化、失灵，必然导致高层次技术系统运行的失控、失效。同时，由于技术系统及其构成单元的非齐一性，难以排除因个别技术单元的失灵、失效，而导致整个技术系统瘫痪甚至酿成灾难的可能性。从理论上说，技术系统结构越复杂，物化技术单元数目越多，技术运转失灵的可能性及其损失就越大。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日趋庞大而复杂的现代技术体系中潜伏着“蝴蝶效应”，只要某一个单元或子系统出现问题，就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进而导致整个技术系统瘫痪。“这些复杂的技术程序和技术系统使我们的世界变得如此不堪一击：一个出其不意的变化就可能导致一场灾难。”[8]
此外，复杂多变的环境因素也是引发技术灾难的直接诱因。外部因素的变化总是通过向技术系统内部因素转化、渗透的途径，导致使物化技术单元失效或操纵者失误，进而酿成次生技术灾害的。例如，大雾、冰雪天气导致交通事故，地震、海啸造成核电站运行故障乃至核泄漏等。反过来，在自然界展开的人类技术活动及其扩张，往往会干扰和破坏原有的自然平衡，进而导致自然灾害频发。例如，大型水库的修建容易诱发地震，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诱发全球气温升高、气象灾害频现等。尽管这些自然灾害都有各自发生的客观机理，但是人类技术活动的确是诱发或催生自然灾害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社会越繁荣发达，技术灾害以及技术活动所诱发的自然灾害的损失就越惨重。
恐怖主义是威胁当今国际社会安全的一大“毒瘤”。然而，众多潜在的技术风险客观上却为恐怖分子制造事端，实施恐怖袭击提供了可乘之机。恐怖袭击的逻辑就是通过对某些重要技术系统薄弱环节的攻击，以微小的代价将潜在的技术风险转化为现实的巨大技术灾难，如暗杀领导人，劫持飞机，攻击水库大坝、电站、地铁，破坏桥梁、水源等。恐怖主义的可怕之处就在于造成了人人自危、草木皆兵、防不胜防的恐怖氛围；形成了到处都是战场，万物皆为武器，随时随地都可以发动攻击，但却看不见对手的新型敌对状态。这是当今社会敌对矛盾演变与社会风险的最新表现，也是现代技术快速发展的直接恶果。
五、高新技术开发的道德规约
在高新技术时代，技术呈现出高速而且加速发展的态势，技术功效日趋显著，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而深刻。在资本与物欲的驱使下，高新技术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技术的新功效与新风险同步扩张。作为规范和引导人类实践活动的两支力量，法律与道德在技术研发的前沿领域却是跛足的、软弱的，从而使高新技术开发活动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成为当代众多社会风险的一大策源地。
法律是对人们社会行为的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约束。立法实践表明，法律的制订程序繁冗、周期漫长，总是落后于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例如，先有计算机病毒的肆虐，然后才有惩处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的具体法律规定等。一般而言，只有当某一领域的社会实践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并且出现危及社会或自身健康发展的混乱局面时，才会产生立法需求。高新技术开发是当今技术发展的前沿领域，潜在着众多技术风险，迫切需要法律上的强制约束或限制，生化、外太空等尖端武器的研发就是明证。然而，在科学研究基础上创建的新技术原理、新构思、新设计、新试验，往往仅限于实验室规模与研发者的活动范围；新技术的风险或负效应也多是潜在的，尚未出现危及社会的严重后果，也未为社会大众所充分认识。因而，高新技术开发大多处于立法上的“空白”地带或“休眠”期，更无从谈起法律规约问题。例如，时至今日，世界各国有关限制克隆人、干细胞研究的法案迟迟未能出台。
作为新技术的始作俑者，高新技术研发者对该技术的结构与功能最为清楚；同时，作为打开新技术“潘多拉魔盒”的人，他们又是该技术的新风险、新危害的最早察觉者，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社会和历史责任。在社会分工日趋细密的现时代，在技术保密的背景下，社会组织机构甚至其他领域的技术专家，对一项新技术的具体细节、风险、危害知之甚少，一时难以发挥道德上的监督职能。因此，在高新技术研发的这一特殊阶段，研发者的道德自觉与自律尤为重要，因为这是人类避免技术风险与灾难的唯一一道脆弱的防线。然而，在资本统治、物欲膨胀与竞争加剧的现时代，技术研发者道德责任感的提升却任重而道远，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
在高新技术研发过程中，技术上的可能性众多，但并不是每一种可能性都值得尝试和建构，而应当首先进行伦理考量与道德审视。作为一位负责任的研发者，不考虑其技术成果可能产生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显然是轻率的。早在技术规划和研发阶段，开发者就应当未雨绸缪，自觉按照道德原则的要求规约自己的创新行为。这里至少应当倡导三条道德准则：
第一，不伤害原则。即新技术功效的获取不应对人类构成伤害。例如，冰毒、摇头丸等人工合成毒品都是从化学实验室流出来的。早在合成初期，如果研发者就意识到这些毒品的潜在危害，并按照道德原则要求及时终止合成实验，或者将它严格限制在特定的范围之内，人类或许就可以避免这些新型毒品泛滥的危害。
第二，全面评估原则。在技术史上，开发者大多急功近利，只重视新技术的直接功效和经济收益，而忽视其间接的、衍生的、远期的消极影响，从而酿成了许多技术灾害。因此，技术开发者不应只盯住技术功效不放，还应当树立忧患意识，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质疑、批评与监督，对新技术可能产生的各种消极影响进行全面的评估，进而改进和完善技术设计。例如，西方发达国家就要求转基因食品、新药品的研发，必须经过长达数十年的观察、试验与评估。
第三，动态跟踪原则。受主客观多重因素的影响，人们对新技术风险或负效应的认识往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技术开发者应当全程密切跟踪技术研发乃至推广应用的各个环节，及时分析相关数据与反馈信息，不断深化对该技术风险或负效应的认识。同时，在新技术的后续开发或二次创新阶段，还应根据跟踪结果，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对策措施，不断克服技术设计缺陷，降低技术风险或负效应。
这里应当指出是，受文化背景、价值观、认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所有的道德准则也不是普适的和固定不变的，它的规约作用也是有限的，有赖于技术开发者道德水平与责任感的提升。在技术理性主义盛行、物欲横流的现时代，被资本“绑架”了的高新技术及其研发活动，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是极其危险的，蕴含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和重视。正如阿诺德·盖伦在论述技术文化的挑战时所说：“我们必须维持着一种随时警惕的状态，不断监测着我们的局势，在伦理上不断为我们的行为重新定向，不断明确地表白并修改我们的基本承诺。而且我们必须是在一个其前台和背景、角色和线索都在不断变化着的舞台之上这样做。”[9] 唯有如此，人类才可能驯服和驾驭高新技术及其发展，使它造福人类未来。
参考文献
[1] 王伯鲁．技术究竟是什么——广义技术世界的理论阐释［Ｍ］．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28．
[2] 陈振明．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50，51．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10．
[4] 吴国盛．技术哲学经典读本［Ｍ］．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2．
[5]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98．
[6]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Ｍ］．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7．
[7] Edward T．Why things bite back：Technology and the revenge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Ｍ］．New York：Vintage Books，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Inc.，1997：21．
[8] F·拉普．技术哲学导论［Ｍ］．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152．
[9] Arnold G．Man in the age of technology［Ｍ］．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71．
Analysis on Technological Culture and Its Contemporary Feature
WANG bo-lu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Technological culture is the main cultural pattern in contemporary, technicalization is the trend of the times and the hub of many social problems. To pursue specific effects and it’s achieve efficiency i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echnology to create activities, and its logic fulcrum is the technical rationality. Technological spirit is the heart and soul of technological cultural, and it conflict with the human spirit. Today, driven by technological spirit, more and more people consciously construct social life in accordance with technical rules. Increasingly powerful and complex technological systems hide more and more risk, and technology is major source of risk society at present. In the high-tech R&D process, the innovators should consciously restrict their behavior in accordance with ethical principles, and actively guide the high-tech
healthily development.
Key words: Technological culture; Technological principles; Technicalization; Technological spirit;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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