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由于思想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双重催生，科学成为一种主流文化，获得无上的权威；但是，作为工业文明主导的科学文化又似乎变得越来越失去文化的内涵，产生了所谓的文化迷失与人文缺失等异化现象。本文深思这种现象，强调科学并不凌驾于其它文化传统之上而具有特殊的优越性，应当从强势文化走向平权文化，回复科学技术的文化本性。文化科学就是让科学回复文化的内涵，重新变得有文化。
【关 键 词】科学/科学文化/异化/文化科学
科学是人类有史以来所创造的最重要的文化之一。然而，科学在当下人类文化中的统治地位，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科学主义霸权，却日益引发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一定程度上，甚至导致了科学文化中的文化缺失。曾经作为一种最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的科学，何以从某种角度审视竟变得失去了文化的内涵，这值得我们深思。
一、科学文化的兴起及其异化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思想革命和产业革命催生的科学文化日益壮大。但是，人们无奈地发现，作为工业文明主导的科学文化在前进的征途中往往与其初衷相背离，产生了所谓的文化迷失与人文缺失等异化现象。需要回顾一下，科学是怎样成为一种主流文化的，又是怎样扩张和膨胀变成一种霸权，这种异化反过来造成了人性的迷失。
1.科学成为一种主流文化
科学(以及技术)发展为一种文化，并在人类的诸多文化形态中独树一帜、占据统治性地位，经历了漫长的人类文明进化史。在前科学的希腊时代，萌芽状态的科学混杂在宗教、哲学甚至艺术、神话等文化形式中，既没有纯正的科学，更没有独立文化形态的科学。在整个中世纪，教会的势力遍及整个欧洲社会，宗教作为主导性的文化形态控制着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生活，并压制着其他一切的文化形式。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社会中教会的威信日益衰落，宗教的主流文化地位开始让位于科学。准确地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科学文化的真正形成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通过17世纪的牛顿革命，科学开始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以基督教为中心的文化逐渐为以科学为中心的文化所替代。在学术研究领域，牛顿方法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整个自然科学当中，理性传统与经验传统实现了决定性的整合；在社会生活方面，科学与技术的结合日益紧密，并越来越多地应用到了社会的工业生产过程当中，科学的社会地位也日渐提升。其后的三四百年间，不仅自然科学在欧洲迅速发展起来，科学与技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变得不可或缺。到18世纪时，科学第一次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并且对政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提供了批判旧统治的新的智力工具，和通过利用机械化了的工业来实行再造人类的手段。由理性和平等、而不由成见和特权来统治的世界的可能性成为人们的向往，这一运动广泛传遍欧洲和新世界，到达意大利、奥地利、普鲁士、俄罗斯，甚至到了西班牙”。[1]之后，经过19世纪和20世纪所爆发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洗礼，一系列的思想革命和产业革命风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便一步步奠定了科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科学文化何以能在现代社会中长期占据统治性地位呢?这与科学文化的自身特性，以及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
科学作为一种文化，不仅是智力意义上的文化，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因而具有不同于政治、宗教等文化的特质与精神气质。因此，科学的文化性不仅体现在认知层面，也涉及社会层面。在传统观点看来，科学是建立在逻辑和经验基础之上的，并被赋予一种经验观察基础上的客观性与普遍性。正如马尔凯所分析的：科学文化被认为是一套标准的社会规范形式和不受环境约束的知识形式。这些规范典型地被认为是一套明确地限定特定类型的社会行为的规则。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它们被解释为要求科学家采用一种无私的、中立的态度对待客观事实资料。([2]，p.145)
科学成为一种世界性的主流文化的形成过程也是非常特别的。“它唯一产生于西方，它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并不是如通常所理解的，是通过‘扩散’进入其他文化的，而是作为摧毁其他文化传统形式的一种力量进入的，而且它反过来也同样破坏性地作用于西方的传统制度之上”[3]。对于传统文化而言，科学不仅是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更是一种革命性的文化力量。它颠覆了人类自古以来就形成的自然观念，先将人类居住的地球赶出宇宙的中心，继而将人类从“自然界的中心”移走，并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认识并改造着整个世界；它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了西方文化中长期占据中心地位的宗教文化，瓦解了教会的统治，也强烈冲击着传统的伦理、宗教观念；它所创造的巨大的物质力更使它成为现代性的重要标志，稳固了其作为主流文化的地位。
当前，科学作为一种主流文化不仅逐渐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方向，而且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日益增大。因此，瓦托夫斯基说：“科学思想中纯粹的理论和形式的思考已经产生了种种结果，它们不仅引起思维方式的革命，而且也在我们普通日常存在本身的基础中引起了革命……真理的知识本身是一种手段，借助这种手段，人类加强了存在的地位并成功地实现生存的任务”。[4]不能否认，科学文化确实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富有成果的文化创造，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卡西尔对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的特殊地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成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在我们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的力量相匹敌。它被看成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的主题”[5]。
只是，科学作为一种主流文化的效用不仅及于此。拉特利尔认为：“今天，科学不再只是获取知识的方法，而是极为重要的文化现象，它决定着现代社会的全部命运，并正在向我们提出极为严峻的问题，因为，即使在眼下看来，科学也已达到了某些极限。科学对于现代社会的最深远的影响主要地可能并不是——当然也不直接地——来自于科学所提供的关于实在的陈述，而是以大量设备器械和实践的形式造成了外部的投影，我们自身的存在陷于其中，不论我们愿意与否，它直接地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间接地决定了我们对价值的陈述和价值系统”[6]。实际上，随着科学主流文化地位的不断凸显，它已超越其他文化形态，一跃成为社会文化中具有支配作用和统治地位的文化形态，成为整个社会文化中最高的价值尺度与衡量标准。
2.文化霸权中科学与文化渐行渐远
如上所述，作为主流文化的科学当下已经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且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也拥有着绝对优势的话语权。于是，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各类社会成员对待科学的态度就从对科学优越性的信服，自觉不自觉地走向了对科学的崇拜与迷思，把科学视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普遍有效的知识和方法。当这种思维方式走向极端，就会用科学文化否定甚至取代“非科学”的知识和文化形式，并企图以科学这一意识形态来统一一切、控制一切。这造成了工具主义的膨胀，滋生了科学技术的文化霸权。
科学在文化中霸权地位的形成是与科学主义的产生过程相伴随的，科学的霸主地位也正是借由科学主义的广泛传播而确立与巩固的。大体说来，从培根时代起，科学主义的观念就已有所萌生，但直到19世纪时，科学主义才逐渐从一种社会思潮确立为一种观念体系。当时，在经济发展方面，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其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日益明显；在政治生活中，科技专家凭借其专业科学知识在政治决策领域的地位日渐增强，科技知识逐渐成为政治运行中的重要元素；在文化领域，科学技术超越了其他一切的文化形态，并主宰着文化的发展方向，科学化甚至成为一些文化所追求的目标。
在此之后，整个社会对科学的推崇更是与日俱增，科学的完美性不断提升，人们也坚信科学家能够解决任何问题。于是，科学从人类追求真理的一种认知活动，更多变成为“一种标准化的知识”、“人类认识自然万物的最好途径”以及“人类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在科学研究领域，从伽利略到牛顿所确立的近代科学观念与科学方法已经深入人心，经过20世纪初期逻辑实证主义等科学哲学流派对科学客观性、确定性与普遍性的极力渲染，塑造了科学的完美神话；在科学教学中，只强调成功与机遇的科学史造就了传奇式的科学家，对科学发现的戏剧性场景的夸大，放大了科学方法的作用和地位；在科学家、一般民众以及政治家的视野中，科学都成了无所不能的万能丹，这也就奠定了科学在文化中的霸权地位。
科学主义的扩张所导致的科学的文化霸权，造成了科学的非文化性与文化整体的畸变，从而使科学一步步远离了文化。
在科学霸权的文化背景下，科学与其它非科学的文化形态之间的裂隙开始增大。当科学作为一种主流文化的地位被片面地推向极端，科学就成为唯一具有规范意义的文化形式。科学主义的核心内涵是，试图无限制的扩大科学作用的范围，并且反客为主地侵入和主宰其他领域，赋予科学绝对的价值和权威。一些极端科学主义者甚至完全排斥其它非科学文化形态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似乎非科学的文化形态并不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所必需的，只有近、现代科学才是衡量一切知识的标准。
事实上，自17世纪科学伴随科技革命而产生、并藉由工业革命而取得特殊社会地位之后，科学与技术在相互促进中日益与工业生产和商业领域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壮大着自己在整个社会中的统治势力；与此同时，在推翻了教会与宗教的政治统治之后，由于科学及其技术应用的巨大社会功用，科学找到了与政治权力结合的资本，并进一步跨入意识形态之列，强化了其作为文化信仰的力量。可以说，科学和科学驱动的技术已经艰辛地深入到整个权力、生产和信仰的三位一体之中，科学文化实际上成为了一种权威话语和意识形态，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都占有绝对的优先权和统治权。
因此，早在这种科学文化的霸权初露端倪之时，就已引起西方社会中其他文化的极大反感。从那时起，各种非科学的文化形式都开始了与科学的对抗。但是，科学在文化中的霸权地位非但没有削弱，反倒增强了，而其它非科学的文化形态则或被压制或慢慢屈服于科学。因为，虽然通常“文化对抗并不导致一种文化完全消除另一种文化”，但科学因其霸权地位而有着压倒性的优势，长此以往，必会导致科学成为唯一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的畸形发展对于人类文明以及社会的发展而言都是不利的。
科学在文化中的霸权地位使其获得了任何文化形态都从未有过的荣誉，却也使得科学与文化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曾经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科学渐渐走向了它的反面，背离了其作为一种文化的初衷。“不仅科学主义，而且它的极端形式——技术主义，傲慢地拒绝人文学科和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它们的危险的和反人文主义的作用正在此处，这种作用随着科学和技术在社会中的权威的增长而增长。”[7]
二、文化科学的内涵及其愿景
对科学似乎与生俱来的特殊优越性提出批判与挑战，主要源自于对科学及其技术应用所造成的人类生存困境与社会病态的反思。于是，不少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甚至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开始对科学与理性进行多方面的审视。他们质疑与消解着科学主义视域中对科学优越性与科学神圣形象的推崇，挑战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霸主地位与权威地位，要求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实现一种平权，最终恢复科学技术的文化本性。
1.科学并不凌驾于其它文化传统之上而具有特殊的优越性
不错，科学自其产生，就显示出了巨大的生命力与物质力。但是，科学的优越性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借此超越并凌驾于其它传统之上。
当代许多思想家坚持宣称，与其他的文化意识形态相比，科学并不具有特殊的优越性。其中，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的工作特别引人注目。后现代主义是作为对现代性的否定与超越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但它的核心却并不就是与现代主义基本原则和主导价值观念的简单对立，而是以多元平等、生态主义、他者哲学和多元进化实践观为核心的。他们不仅批评科学在现代社会所造成的种种负面后果，质疑科学的特殊优越性，更提倡一种多元的文化观。
在各种批判思想中，最突出的要数费耶阿本德对科学优越性的猛烈攻击了。他断言，“科学的优越性是被假定的，并没有得到研究和论证”。这种“科学生来便具有优越性的假定却超出了科学，并几乎成为每个人的一项信念。而且，科学不再是一种特殊的机构；它现在是民主政体基本结构的组成部分，正如教会曾经是社会基本结构的组成部分一样”。([8]，p.84)
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的优越性只是由国家权力赋予的。首先，方法论的论证并没有确立科学的优越性。因为没有任何单一的程序或单一的一组规则能够构成一切研究的基础并保证它是“科学的”、可靠的。今天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视为构成一种统一的“科学方法”并加以辩护的多数规则，要么是无用的，要么是虚弱的，就是说，它们并没有产生它们应该产生的成果。([8]，pp.119-120)其次，科学也并未由于它的成果而获得特殊的地位。科学拥有至上的统治权，并成为人们所知道的惟一拥有可贵成果的意识形态，并非是因为它的相对优点，而是因为情况被操纵得有利于它，即“它过去的一些成功导致了一些防止对手东山再起的制度上的措施(教育、专家的作用、权力集团如美国医学协会的作用)；科学的优越性同样不是研究和论证的结果，而是政治、制度甚至军事压力的结果”。([8]，pp.124-125)第三，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科学是人已经发展起来的众多思想形态的一种，但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一种。“它所以君临一切，是因为它的实践者未能理解、也不愿宽容不同的思想体系，因为他们有力量把他们的愿望强加于人，还因为他们利用这力量，他们的先辈全都运用自己的力量把基督教强加于在征战中所遇到的人们。”[9]但事实上，科学并不比任何别的生活形式具有更大的权威，它不应该也无权限制自由社会中的成员的生活、思想和教育，因为，在自由社会中，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塑造他自己的心灵，并按照他认为最合意的社会信仰生活。因此，在费耶阿本德看来，科学的优越性不过是一种童话。
这里需要说明，对科学所具有的特殊优越性的批判，并不是要否定科学的重要作用。而只是要表明，科学所扮演的角色正发生着改变，科学不应超越其它文化形式而成为人类文化的全部。正如费耶阿本德所指出的，在17世纪、18世纪甚至19世纪，科学只是许多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中的一种，国家还没有宣布支持科学，所以科学作为一种解放力是很有意义的。但随着科学在19世纪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以及国家对科学的支持，科学这种先进的意识形态开始退化，甚至成为独断的宗教，走向霸权。当“这种曾经给人思想和力量以摆脱专制宗教的恐惧和偏见的事业，现在把人变成了它的利益的奴隶”，([8]，p.86)对科学优越性的强调便会使科学起到相反的作用。
当然，从后现代主义出发对科学的特殊地位与优越性进行的这些批判，在破除科学的神话、强调其它非科学文化形式的重要性的同时，不免有一些相对主义的倾向。但是，通过对科学在人类文化与认识论领域特殊优越性的批判，对于破除科学的霸权地位，对于倡导科学与其人类文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多元文化观，无疑是颇具意义的。
在对科学特殊优越性的批判中，隐含了对科学与人类其他文化、其他传统并存的渴望与追求。科学与宗教、文学、艺术等都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能因其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就享有超越于其他文化与传统的特殊优越性。科学也有其局限与不足，有其发挥作用的范围与领域，科学并不能解决社会中的一切问题。我们不贬低科学，却也不能神化科学，视科学为一切。
马尔凯认为，“科学不应当被当做是一个有特权的社会学例子，不应当把它与其他文化成果领域区分开。相反，应该尽一切努力去研究科学家如何受大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并说明科学文化成果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之间的复杂的联系”。([2]，p.158)科学只是人类文化与人类传统中的一种，与其它文化传统共存于现实社会中。伴随着科学发展中所显现出来的自由、批判、开放、民主等宽容理念，科学万能论的神话被打破了；科学内部追求严谨与客观的单一标准也逐渐走向宽容与多元，这正是适应今天多元化的发展潮流的。
2.从强势文化走向平权文化
对科学的解构使曾经作为人类文明成就的科学不复从前。它丧失了原有的功能与地位，也不再被公认为人类文化的楷模。因此，如何重新回复科学所具有的文化意蕴，实现科学文化的诉求，并走向一个开放的科学技术世界，是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要使科学重新恢复其原本应具有的文化意蕴和文化内涵，让科学变得有文化，首先就是要改变科学的文化霸权与文化强势的状况，使科学从强势走向平权、从精英走向大众。
近代科学产生以来，科学凭借其所具有的巨大威力，日益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所有方面。科学不但影响着社会的政治运行机制、调整着社会的经济结构，也延长了人口的平均寿命、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缔造了人类社会未曾有过的繁荣景象，这使它日渐登上了人类知识巅峰的宝座，并赢得了人类的普遍赞许与崇拜。但与此同时，打破旧的迷信与神话、摆脱宗教神权的压制而获得独立自主地位的科学，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科技的神化，导致出一种‘在科技中寻求权威，在科技中得到满足，在科技中制定秩序’的文化”[10]，从而在削弱一种神话的同时又缔造了另一种新的神话。结果，科学被定位为神圣殿堂中一种高高在上的文化成就，一种属于权威阶层的精神力量。
20世纪科学自身的发展与现实的需要，不断冲击着科学的神化形象与权威地位，挑战了人们一直以来所认定的科学确定性与决定论的神话。在自然科学领域，建立于测不准原理、互补原理、波粒二象性等基础之上的量子力学在诸多方面变革了经典科学的世界图景，不仅使得传统的科学观点由决定论向非决定论、由还原论向整体论、由简单性向复杂性转变，更挑战了传统科学所认为的准确无误与简单完美。
与这些突破性的伟大物理学成就相伴随的，是科学社会化与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在20世纪，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不仅日益广泛地应用到社会生产生活领域，甚至成为战争的重要力量来源。面对科学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灾难性后果，人们开始反思科学在军事上的应用效果，并进而考虑科学在政治活动中的价值立场问题。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及其技术应用所形成的各种社会负效应如环境危机、粮食短缺、人口过剩等问题也频频凸显，更是引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知识分子的关注，并展开了对科学的反思与批判。
当客观中立性、确定性、普遍性这些维护科学神圣地位的价值遭受质疑，围绕在科学周围的神圣光环被慢慢瓦解、销蚀之时，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科学的合理性也不可避免地会遭遇挑战。
科学从神秘的圣殿不断走下神坛的过程，也预示着科学万能论神话的破灭，以及科学主义衰落的开始。面对由此引发的对科学真理性的怀疑，以及对科学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威胁，科学共同体外的社会大众是迷茫无措，共同体内的学者们则是通过多种途径来寻求拯救之道。其中，民主化是确保科学在社会中的存在合法性的最重要方式之一，也是科学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几乎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民主化都已成为发展科学技术、制定科学技术政策的重要标准与尺度。
科学民主化意味着科学知识的生产应该是民主的，科学不只是作为精英群体的劳动成果，更要走向平民化，并要充分重视常识的作用；意味着普通大众应与科学专家有同样的参与科学事务的权利，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科技决策领域享有发言权等。可以说，科学的民主化，既是科学走向社会化的必须，也是要藉由民主的程序来挽回公众对科学丧失掉的信任，为科学的社会合理性提供依据与支持。恰如史蒂芬·耶利所言，“我并不认为草根代表可以立竿见影地解决什么，但是它意味着，这是一种重建信赖的制度性安排，它为受社会尊敬的科学提供了最好的前景”。[11]
众所周知，科学技术已成为当代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左右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深深影响着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当科学的应用以及技术的发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日益彻底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对于我们未来发展的影响就显得越发紧迫，与之相关的事务也就不再仅仅是一项科学活动，更是成为一种社会政治事件。例如，近几年来颇受争议的转基因食品问题、人体干细胞问题等，都不仅仅是与学术相关的，而是涉及广大公众的切身利益、甚至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重要决策。特别是，在科技日益进步的今天，科技的发展和进步虽然使得“科学知识越来越丰富，却往往不能带来更多的安全，而是造成认知的不确定性和规范的不安全性与日俱增”。[12]
对于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而言，科学以及相应的技术的民主化的意义重大。特别是，当科学越来越多地通过其技术应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影响到整个人类的生存与社会的运行时，科技民主化的作用就更为明显了。因为，“技术变革的民主化意味着赋予那些缺乏财政、文化或政治资本的人们接近设计过程的权力”，而且，“技术的民主化并不阻碍进步，它也许还能有助于避免那些目前困扰着临床研究和核能的问题。同时，它将确保目前被低估的权利得以充分的体现，因为这些权利与对设计的集中化的、精英的控制相抵触，比如工人发挥他们技能的权利。假如精英控制对我们社会如此之多的方面打下了深刻的烙印，那么，更加民主化的设计的长远意义将是极其重大的”[13]。
一定意义上，科学的社会化就是科学民主化的过程。伴随着这一进程，科学不再继续驻守在长期以来所占据的优势地位上，而成为走下科学的神坛、并不断走向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的大众化的科学。如此下来，作为一种文化的科学，将不仅从强权文化走向平权，其神秘性形象也将完全为真实的生活形象所代替。
3.文化科学以回复科学技术的文化本性
文化科学，就是要回复科学技术的文化本性，使科学技术重新回复成为充满文化内涵的科学与技术。
文化科学，包括科学技术向人文精神、人文价值以及人性等的回归。具体而言，一是科学技术向人性的回归。即把科技建立在人的基础之上，始终围绕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来发展科技，从而使科技成为真正为人的科技；二是指科学技术向传统的回归。即科学技术应兼顾自身发展中所存在的技术传统与精神传统这两大传统，同时注意向其他非科学文化传统的学习和借鉴；三是科学技术向生活世界的现实回归。即科学技术既要回到“自然科学的被遗忘了的意义基础”的日常生活世界，也是向人的精神/意义世界回归，回复人的全面而完满的本性。更进一步说，科学技术向人文的回归，意味着科学技术向最初的人文本性的回归，也意味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满足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指向和最高准绳。
文化科学，也意味着科学技术的自然回归。建设性的后现代思想家们主张，应该回到自然的、科学的本真状态，也就是让“祛魅”的科学“返魅”；同时，神性的实在、宇宙的意义和附魅的自然这样一些概念又重新为人们所接受，世界的经验、目的、自由、理想、可能性、创造性、暂时性都得到恢复，万物自身的、内在的价值得到承认。在这一视域中，“宇宙是有魅力的，充满了意图。岩石、树木、河流和云彩都是神奇和有生命力的。所有造物都是一个巨大生灵链上的一部分，人处于天使和低等动物之间；对一切活动的解释都归结于神的旨意和活动本身在一个有意义世界中的作用。宇宙是一个归属之地，给人以回家的感觉，宇宙赋予生命以意义”。[14]
可以说，“回到古朴的自然，回复完满的自然状态的人性，是随着对科学文化的批判高扬而起的一面旗帜”。[15]
回归文化本性的科学技术，其未来发展如何呢?不同人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从时代特征以及科学技术发展史的综合考量，可以确定，未来的科学技术图景首先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波普尔那里，“向批评开放”曾经作为科学发展与进步的一个重要特性而被强调；在今天，这一原则仍然是有效的。阿伽西就曾指出，“科学无需畏惧形而上学；科学对任何对手的仇恨都是可悲的，并将付出高昂的代价。……科学必须尽可能对所有的被选体系都友好相待”。[16]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科学技术应该与宗教、文学、艺术等非科学的文化形态一样，享有同样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同时，除保有自身内部的开放性外，科学及其它各种文化都可以相互展开对话与辩论，在开放式的批评中实现进步与发展。
如何实现这样一种开放性呢?富勒提议，通过一种公平、民主的程序和方法，以促进科学技术在开放世界中的发展。他指出，“要实现大科学时代开放社会的共和理想，必须提供这样的论坛，使得所有的专业知识制造者能够参与确定他们领域的发展方向，而广大公众能以与自身兴趣相称的方式影响这个进程”。[17]在今天的科学技术实践中，这样一种方式其实已经有所体现，如在科学技术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往往就是通过召开科学论坛或听证会等形式，以达到民主化科学技术的结果的。
同时，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多元性也将成为科学技术图景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向。作为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又在后天的成长中吸取众多非西方文化传统中优良特征的科学技术，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集合。除此之外，科学技术在未来的发展中还应与其它非科学的文化传统和平共处，并积极向其它文化传统学习。这是因为，“科学和技术并不是封闭的，只有当作为其文化背景的文化不断提出新的假说和目标时，科学和技术才能蓬勃发展。这反过来也表明，作为一种以文化为基础的活动，科学技术与人文学科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与人文学科一样，科学技术的价值存在于孕育它们的文化当中。因此，为了扩大人类智慧的有限储备，我们在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同时，还必须密切注意人文方面知识的学习”。[18]
科学是一个开放的知识体系，也是一种不断寻求进步与发展的文化；技术作为与科学息息相关的最有力的应用成果，也必将呈现一种伟大的发展。然而，作为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最杰出的一种文化，科学技术在未来的发展中还应以一种开阔的视野和宽容的态度，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文化成就。
这一切，试以“文化科学”来表达。文化科学就是回复科学的文化内涵，重新变得有文化。有科学没有文化的畸型阶段，终将成为过去!
【参考文献】
[1]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309。
[2]马尔凯：科学与知识社会学[M]，林聚任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3]李克特：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M]，顾昕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3。
[4]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35-36。
[5]恩·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263。
[6]拉特利尔：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3。
[7]李醒民：科学的文化意蕴[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439。
[8]法伊尔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9]法伊尔阿本德：反对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276。
[10]麦克格拉思：科学与宗教引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44。
[11]迈诺尔夫·迪尔克斯，克劳迪娅·冯·格罗特：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公众、科学与技术[M]，田松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164。
[12]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50。
[13]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8。
[14]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M]，马季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148。
[15]金正耀：作为一种文化的科学与人类的未来[J]，科学学研究，1987(3)：30。
[16]阿伽西：科学与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9。
[17]史蒂夫·富勒：科学的统治——开放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未来[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141。
[18]爱·埃·戴维：科学的未来[J]，科学启蒙，2003(9)：1。
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京)2012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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