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蕴涵多层面的创新精神，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一，中华文化的深层有一种达变求新的理念，它贯穿古今，是其发展之魂。其二，中华民族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创新，是进行了化成天下的制度建构，在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实现了多民族的共同发展。其三，古代中国人以天工开物的情怀做出了众多技术发明，对世界产生过重要影响。其四，中华文化还有纳新接远的气度，曾主动接触和吸收外来文化以丰富自身。这都是中华文化丰厚的软实力，有助于其在21世纪的全面复兴。

[关键词] 中华文化；创新精神；发展

[作  者] 王鸿生：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任何一种文化都通过传承而延续，通过创新来发展。传承是文化存在的形式，创新是文化进步的灵魂和发展的动力。从历史的角度看，一种文化能长期延续而不至于衰亡和湮灭，其中必有创新的精神贯穿与支撑。绵延久长的中华文化，无论古代的延续还是现代的转型，都体现出独特的生命力和创新精神，对此可从文化理念、制度建构、科学技术、中外交往四个角度进行探讨。

一 、达变求新的文化理念

生物有适应环境、不断进化的特点，但只有人类才有自觉的创新意识。这种自觉的创新意识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积淀为一种文化的理念，成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深刻地影响一个民族的长期发展。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有强健的生命力，其中蕴含着富于特色的创新理念和精神力量。

根据《大学》的记述，古代汤之《盘铭》上便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文辞。这是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刻在器皿上用以提醒自己的文辞，显示了华夏文明初期就有一种“日新”精神。如果说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所言“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是对自然界“一切皆流、无物常驻”的认识，汤之盘铭的“日新”精神，则反映华夏先贤在人文世界里崇尚进取求新、不抱残守缺的文化气质。此外，《尚书》中周代的《康诰》上有“作新民”的表述。《诗经·大雅·文王》上则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颂词。周代的这种“作新民”和“维新”理念，和汤之盘铭的“日新”精神一脉相承，而且表述得更加具体，明确表达了中华先民“达变求新”的文化理念。

不过，商周的“日新”精神和“维新”理念是以“铭”、“诰”、“颂”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且都是借“王者”之口或直接由“王者”来表达的，因而有明显的政治文化色彩。在《易经》中，这种“求新”的精神以更普遍的文化理念的形式表达出来。比如，在《易经》的64卦中，作为首卦的《乾》卦，其《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是从阳刚强健的角度理解“天道”，进而将“天道”作为“君子”奋发图强的依据和生命动力的文化理念，即天道强健，人当效之。这实际上就是倡导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也就是倡导达变求新的精神。由于《易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乾》卦蕴含的这种自强和进取的精神，也就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它贯穿古今，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支撑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

《周易》第四十九的《革》卦，还直接表述了“顺时应变”的理念。其《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其《象》曰：“己日革之，行有嘉也。”“改命之吉，信志也。”“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如果说《周易》的哲学立足点是“变”，那《革》卦便是专门论“变”。“革”就是变革，就是“革命”。由于《革》卦之后是《鼎》卦，“革故”就和“鼎新”联系一起。其《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杂卦传》明言：“革，去故也；鼎，取新也。”^{[1]（P392）[㈠]}所以，在《周易》的理念体系中，“革故鼎新”是联为一体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古代中国，《周易》所表达的这种顺时应变、革故鼎新的理念，最直接地体现为政治领域里“革命”和“维新”的理念。这种理念不但贯穿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史，也一直延伸到昨天的革命和今天的改革。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中华文化也经历了一次大发展、大丰富。此时产生了以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各家在文化理念方面争鸣不已。其中道家对“道”的探索和理解，儒家对“仁”的思考和践履，墨家“兼爱、尚贤”的主张和对物理现象的研究，法家“以法治国”的理念和实践，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也最生动地反映了中华文化“达变求新”的精神气质。其后，汉代《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在历史研究方面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是把古代圣贤“达变求新”的理念转换为“通变求知”的史学追求。北宋的王安石在推行其新政时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王安石列传》）的思想，则是根据政治活动的需要应用和发挥了古人“达变求新”的理念。   

当然，古代中华文化虽有“达变求新”的理念，却没有在数千年相对独立发展的基础上走上自我现代化的道路。这一历史现象可用系统科学的观点从全球文明发展的角度做出解释，即一个相对封闭的文明体系，在持续演化的过程中很难发生结构性的突变。但在欧洲近代文明的冲击下，中华文明从19世纪中期开始迎来真正的大变革时代。如在晚清中国，洋务派大臣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已认识到这是一场“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2](P3083)[㈡]}。洋务派首先从“变器”的层面来应对这场变局，随之康有为等维新派进行了“戊戌变法”。其后发生了“辛亥革命”，彻底改变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传统政治体制，中华文化的发展真正进入了一个“变革”和“日新”的时代。

民国时期发生了新文化运动，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文化本身的变革。当时中国先进的人物不但接受了诸如“科学”、“民主”这样的新文化理念，也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发生了怀疑，对儒学的某些内容做了批判。显然，当时中国社会是在内忧外患中运行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能再给人们提供安祥的精神家园。在中国社会发展面临困境的时刻，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自然会受到拷问。在中国人寻找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中华文化的面貌也经历了重新塑造。尽管如此，中华文化深层中蕴含的“达变求新”的理念却始终没有湮灭，而总会在历史的挑战面前转化为一种进取的精神和革新的勇气。

在21世纪初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人的文化心态更加开放，文化自信也逐步重新树立，中国正在通过“与时俱进”的方式走向未来和融入世界。此时再回溯数千年发展的历史，更可以感到，中华文化深层蕴含的这种“达变求新”的理念，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发展之魂、进步之魂，也是中华文明再度复兴最核心的软实力。

二、化成天下的制度建构

在一定意义上，传统中华文明是政治主导的文明，中华文化的创新精神也表现在独特的政治制度建构方面。据传说，古代华夏文明经历了尧舜禹的时代，最后在夏启的时代进入了王权阶段。商代的甲骨文明确记录了当时王权运用的情况，说明商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还依托以祭祀和占卜为特点的原始宗教来运行。周朝的建立，奠定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制度基础。

大量的历史文物和文献表明，周的文武周公借“天意”、“民心”、“德”等富含人文意蕴的意识形态，塑造了政治伦理色彩浓厚的周礼，制定了体系庞大的周官制度，其官“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周礼•大宰》）还形成了系统的王官文化。根据钱穆的观点，夏殷两代是以氏族和地域分立的，无一统制度。周公通过制定有百世不迁之大宗和五世则迁之小宗的宗法制度，尊周室为共主，而定天下为一统，为中国创建了封建的大一统政治体制。且“周公封建之能使中国渐近于一统之局，尤贵在其重分权而不重集权，尊一统又更尚于分权。周公封建之为后儒所崇仰者正在此。不尚集权而使政权渐近于一统，其精义在乎于尚礼制”^[3](P87) [㈢]。此外，周朝在土地制度上实行井田制，形成了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北山》）的局面。这无疑是古代华夏文明在国家制度建构方面的一次重大创新。

春秋战国时期，周代确立的以宗法为基础的一统政治和以井田制为特征的土地制度，都遇到了挑战。以法家为代表的客卿在诸侯国当政，启动了一场又一场变法，其中以商鞅在秦国实行的变法最为彻底。当时秦国的变法，在土地方面是“废井田，开阡陌”，这实际上是土地私有的开端。在政治制度方面，秦始皇建立了郡县制，废除了周朝实行的分封诸侯的制度，这是又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从西周到秦汉，中华政治系统从以天子为中心的宗亲近臣的世袭统治，转变为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集团统治，官僚的后备队伍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政治文化的开放度有所增加，中央集权的程度也相应提高了。

从秦汉到晚清，秦始皇建立的皇权制度没有发生过根本性改变，但其间也出现过一些局部性的问题和革新。比如，对皇帝宗亲的分封，在许多朝代建立的初期还程度不同地存在，如西汉初期、甚至明朝初期就发生了宗亲封王的情况，后来又都进行了削藩。西晋初期也曾大封宗室为王，清初还封了异姓藩王，这些都曾引起了社会的变乱和政治的动荡。从总体上看，传统皇权政治在两千多年的运行中，整体上还是没有背离秦始皇创立的制度。此外，在皇权制度的框架内，统治者集团在选仕方面也进行过制度化的探索，如汉朝的察举和晋的“九品中正”，尤其是隋唐到清末的“科举”，更是实行最久、影响最大的取仕制度。此外，宋代对军队的指挥系统进行过较大的改革，明清两代则加强了皇朝中央的集权程度，尤其是清朝，皇帝本人的集权度再度提高。随着皇权官僚制度不断的自我强化，这种制度也逐步显得落后，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变革和发展的要求。

在东亚的历史上，中国的皇权统治曾经历了极多的改朝换代，其治下的土地极为广大，人口和民族的数量众多，形成了世界历史上连续性极强的大政治体系，这在世界历史上也都是独一无二的。因而可以说，这一制度的文化生命力在中国的历史中得到了证明。根据文化地理学的观点，和中国面积差不多的欧洲之所以形成众多独立的民族国家，主要是因为有众多的岛屿和半岛，以及相对温润多雨的气候，才有利于独立政治文化单位的存在。中国由于地处较为开阔的大河流域，南北之间没有天然的屏障，有利于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4](P464-470)[㈣]} 尽管如此，传统中国政治体制的形成还是一种制度创新，其中既有自然条件之使然，又有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创新。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皇权制度还没有被更优越的新制度所取代时，中国明末的思想家黄宗羲便在《明夷待访录》中对其进行了反思，深刻地揭示了其专制的本质和局限性。这表明，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并没有被皇权专制制度完全束缚，其先进人物在厚重的政治传统面前，仍保持了探索制度创新的思想活力。

在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初期，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对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冲击，中国人在政治制度创新方面也较早进行了尝试。19世纪末期康有为等人推动百日维新，以建立君主立宪的国家为目标，做出了一次尝试，但失败了。其后，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共和国，结束了帝制的时代。尽管从许多方面看，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立即实现革命者的全部理想，但这次政治制度的变革却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在现代史上所进行的一次最伟大的政治制度创新。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核心文化理念是“三民主义”。这是孙中山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性转折时期对古今中外先进政治思想的一种综合性创造。民族主义包含各民族平等的思想和中华民族自强、自立的信念；民权主义立足于西方的“民主”概念，颠覆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赖以建立的“君为天下之主”的文化观念；民生主义则着眼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探索了中华民族走向富强的社会经济道路。但孙中山生前却没能实现“三民主义”的目标。

20世纪中期，中国大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了土地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给中国的发展打造了一个新的社会历史平台。经过近30年的曲折探索，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国力有了显著增强。还以“一国两制”的方式成功地解决了港澳回归的问题，党和国家政治制度的改革也稳步推进。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华民族在政治制度方面曾有自己独特的建树，并自近代以来逐步吸收了西方政治中一系列有普世价值的文化观念。这一立足自我、融入世界的制度文化创新，会随改革开放的深度推进而继续走向深入。

三、天工开物的技术情怀

科学技术是文明进步的支撑点。在历史上，中华先民素有“夺天工而开物”[1]的传统，也崇尚科学技术的发明者，所谓“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易传·系辞上》）。根据考古学的发现，中国古代先民在很早的时期就掌握了取火、制陶、冶铜和铸造等技术，还制定了历法，发明了各种用于生活的器具和工具。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了冶铁技术，手工业技术和建筑技术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此时较普遍地开始用牛耕地，在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这实际上就是“巧夺天工”，并且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的文化。

举世闻名的造纸、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更是中华民族对全人类文明做出的重大历史贡献。在造纸术发明之前，甲骨、金石、丝帛、竹木等都曾是中国人的书写材料，但汉代发明的造纸术，主要以植物纤维为原料，这一发明大大方便了文字的书写、保存和传播，在唐代被传到阿拉伯世界，随之传到西方。直到今天，纸还是人类最重要的书写和印刷材料，纸币也是最重要的货币形式。指南针的发明源于中国早期的司南，在宋代被方家磨制成灵敏度更高的磁针，并置于罗盘之上，用于航海。这一发明在宋末元初就通过阿拉伯人西传，在近代欧洲的航海活动中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火药是唐代的道士发明的，在宋代被应用于作战目的，火药火器技术的发展使人类逐步告别冷兵器作战的历史。宋代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对书籍的大量印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中国古代社会在充分应用和完善这些伟大发明方面表现得并不出色，但这四大发明却体现了中华文化中蕴含的技术创新能力。

除了四大发明，古代中国还有享誉世界的丝绸、光彩照人的瓷器、自成一体的中医药技术、独具特色的算术珠算法、结构奇巧的木建筑等。还有一些成果也在世界科技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记录，如汉代张衡发明的候风地动仪，三国时刘徽发明的割圆术，南北朝时祖冲之对圆周率的研究，元朝郭守敬等人制订的《授时历》，明朝朱载堉发明的十二平均律、李时珍完成的《本草纲目》等。中国文化中产生的汉字书写方式、中国的艺术以及中国的儒学等，都对东亚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丰富的科技和文化成果，饱含古代中华民族开物造化的情怀，对现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说，也是一份历史和文化的馈赠。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研究中国古代的科技与文明时曾发出这样的感叹：自17世纪伽利略时代以来的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或印度）发展，而只是欧洲发展？^[5](P73)[㈤] 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思考的历史文化问题。自明末利玛窦东来，中国的士人如徐光启、李之藻之流，便开始看重西学。到晚清时期，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王韬则认识到，“自中外通商以来，天下之事繁变极矣。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一切奇技瑰巧，皆足以凿破天机，斫破元气，而泄造化阴阳之秘。”^{[6](P31) [㈥]} 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在洋务运动中开始引进欧洲的工业技术和科学知识，民国时期的工业和科技也有长足进步。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和科学技术体系。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科技水平已基本达到西方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一些领域还接近世界一流水平。与百年前贫弱动荡的中国相比，今天的中国已经成功地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两个世纪之对比，全球华人当感慨系之！

综观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中国曾经是一块创造发明层出不穷的土地，古代中国人的科技创造力像闪烁的星光，在东亚天空上不时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在人类历史迈入21世纪的今天，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是科学技术创新能力的竞争。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民族复兴的发展目标，先辈的智慧灵光和夺天工而开物的情怀，正是发挥民族科技创造力的宝贵精神财富。

四、纳新接远的文明气度

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在历史上，中国人口最多的汉族是由许多部族逐步融合、并不断加入其他民族的成分而形成的。据传说，最早的华夏民族由西方的炎帝、北方的黄帝、东方的蚩尤等部落融合而成。从周朝分封建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更是统一的民族和文化形成的过程。汉代以降，尤其是两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不断融合，其后各朝代也有这种现象。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融合，有时是由于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周边地区拓展，有时则是由于周边少数民族的势力向中原地区扩张而形成的。在古代中国的历代王朝中，无论是统一时期还是分立时期，既有汉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也有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所以，中国不但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文化也是由多民族共同塑造而成的有包容力的文化。

在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上，接收了许多域外传来的文化，不断丰富自身的内容。其中，汉代以来传入中国的佛教得到了发扬光大，在中华文化的环境中形成了许多新的宗派，对传统的中国主流文化发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形成了所谓儒释道三教并存的状态，并通过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自唐代以来，伊斯兰教开始影响中国中亚地区的少数民族。自元代以来，中亚民族中有不少人东来，在中国各地都有分布，伊斯兰教成为中国部分少数民族的信仰。此外，藏传佛教随着元代国家版图的统一及其后各朝统治者的重视甚至信奉，也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基督教早在唐朝就进入过中国，明末利玛窦来华也有传教目的，在晚清以来对中国文化开始产生影响。值得说明的是，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的深厚内涵，使中国在完全接受西方科技文化的同时，并没有无条件地接受基督教信仰。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期通过俄国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经常通过包容其他相关的文化来不断丰富自身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中也发生过一些文化的冲突、政治的纷扰甚至社会的动荡，尤其是晚清以来的情况更加复杂。但从大跨度的历史视野看，中华文化具有的吐纳和创新能力也越来越丰富。

除了接受和吸收传入的外来文化，古代中国人还主动地探索外部世界和学习外国的文化。古代地理著作《山海经》中的许多叙述和记录虽明显有神话和想象的成分，却表明了古代中国人对海外四方的关心。西汉张骞的西域探险，则是古代史上不可磨灭的一次外交和文化的探险，他开拓的陆上丝绸之路后来成为欧亚大陆东西方贸易最重要的通道。从东晋的法显到唐朝的玄奘等僧人，都曾为求取真经，不远万里到印度游学。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更是增加了中国人对海外诸国的认识，遗憾的是这次大国航海活动并没有促进中国的海外贸易。晚清的中国在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之后，再一次开始主动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和日本等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开放度有所增加。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先是向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在改革开放以来又调整为向世界全面开放、广泛交往，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中华民族再次表现出了纳新接远的文明气度。

五、结语

以上四方面分别涉及古代中国的哲学、政治、科技、外交等，但本文却未按这种学科的视角品评古代中国文化。这样做的理由是明显的：其一，古代中国的哲学不仅是爱智慧，也是做人的理念和为人的精神，本文所言中华文化“达变求新”的理念，蕴含的主要不是学术的气韵，而是一种人文的气质，是中华文化进步之魂。其二，中国古代“化成天下的制度建构”，尽管有从统治阶级角度处理政治问题的局限，但包含了“天下一统、万邦协和”的文化观念，这就超出了政治的范围。其三，古代中国人曾做出一系列重要的技术发明，但其应用又受到文化的限制，虽有“夺天工而开物”之举，却未能通过发展技术而改变社会的结构。这不仅是科技问题，而是社会文化系统的问题。其四，古代中国的文化建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也是多民族参与的，故中国虽有同外邦的长期交往，却没有产生国家外交的观念。故而，古代中国的对外开放表现为一种“纳新接远”的文明气度，只是到晚清才开始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外交活动。

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可以说，中华文化的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人文情怀和文化气质，是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还贯穿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尤其是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受到了西方现代文化持续而深入的冲击，中华文化的创新精神也曾一度失去了从容发挥的社会历史条件。但同时也可以肯定，正是中华文化深层中所蕴含的这种创新精神，引导中华民族在融入世界的艰难过程中以达变求新的文化心态，奋起追求制度创新，努力发展科学技术，再显纳新接远的文明气度。当此中华民族逐步走上复兴之路的时段，再回头提炼和品味中华文化的创新精神，有助于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再树文化的自信，重塑发展之魂，以便进行全面的创新，推进新时代的政治文明建设，践行负责任大国的外交战略，为世界的文明进步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