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显静 博士
指导教师： 刘大椿
提交日期： 1999年
论文节选
生态政治何以可能
全球环境变化和全球环境问题对现有政治经济结构的挑战，向我们提出了世界重新设计和组织的严肃课题，……环境问题和生态政治可能正在改变占支配地位的偏好和价值,创造新的思维空间。
——[美]A.Hurrell
一、生态政治产生的背景
全球性的人口危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使人类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要么沿着传统的道路走下去，从而加速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和人类的灭亡；要么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前进，确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留下一个适合于后代居住的地球。无疑，后一条道路是我们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历史方向的转折，需要人类结合生态环境危机反思现存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结构。
目前，人们对生态环境危机的反思主要集中在哲学、经济学、科学技术的层面上，创建了生态哲学、环境经济学、环境科技等知识体系。环境哲学主要是为人类确立正确的自然观，端正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强化人类保护环境的意识；环境科技主要是为人类提供保护环境的一系列科学技术知识体系，使人类握有改造自然的正确的实践工具；环境经济学主要是为人类校正传统的经济学体系，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经济制度和政策，以使自然和经济都能可持续发展。
但是，光有这些还不够。可持续发展既是一种理论，一种运动，也是一种社会结构。作为一种理论，它必须能够深刻揭示目前人类社会不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及根源，能回答什么才是可持续发展以及怎样才能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作为一种运动，它应通过政府、企业、公众等的行为，运用包括政治、经济、科技等多方面手段，通过确实有效的方法，解决人类不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类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它将科学、公平、合理地解决人口增长、资源利用等问题，使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能够共同发展，处于一种良性循环之中。
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社会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政治结构必将发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导致构成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要素的具体内涵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可以说，生态政治概念的提出及其在社会实践中的贯彻，就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诸要素同环境问题相互整合与渗透的结果。
1、环境问题的产生与政治有关。
从表面上看，生态环境问题是由生态环境发生了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变化引起的，与政治的关系不大。但是，如果我们分析这种生态环境变化的起因，就会发现，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是由人类在制度框架下进行的社会活动引起的。有什么样的制度框架，就有什么样的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也就有什么样的环境影响。当今世界范围的环境危机是与政府的政治决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以土壤退化问题为例。土壤退化是一自然变化，它的发生可能由自然因素引起，也可能由政治因素引起，甚至由两方面因素共同引起。如果是由政治因素引起，则可能是由于这一地区属于贫困地区，穷苦的人们只能直接依靠土地为生，日复一日地过度开发土地资源，从而使土地肥力减退、土壤的生产力下降；也可能是由于国家不恰当的政策规定导致土壤退化，如没有确定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导致土地共用，被过度使用；没有给化肥、农药等以恰当的定价，甚至国家为了刺激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实行国家补贴政策，给农用品以较低的定价，促使农民超量使用农药化肥，以提高粮食产量，从而造成土壤污染、土壤肥力减退等土壤退化……
在这里，土壤退化就和政治紧密关联。从土壤退化的现象中折射出了与之相关的多种政治现象，反映的既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环境变化不仅是一自然过程，而且是一社会过程。作为社会过程，它与人们的日常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紧密相连。
2、环境问题的解决与政治相关。
既然环境问题的产生与政治有关，那么，要解决由此引起的环境问题，就要动员公众、政府、国家乃至国际社会行动起来，改变相关的政治制度、政策框架，建立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用一种新的眼光，实施一种新的发展战略，建立一套新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关系来解决环境问题。
如对于上述土壤退化问题的解决，就需要政府具体分析是哪一类具体政治原因引起的，然后对症下药。如由脱贫方式引起的，那么就要调整脱贫战略，走脱贫与环保协调发展之路；如由土地所有权引起的，则政府应明晰土地财产权归属，强化土地使用权，明确土地的继承权，以利于土地保护；如是国家补贴或农产品定价偏低引起的，则需要政府制定适当的政策，处理好定价、粮食生产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退一步说，即使环境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经济学的、科技的、人们思想观念的，而非政治的，环境问题的解决还是需要国家政府采取措施，调整政策，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科技、文化战略。一句话，“为了协调人类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人类社会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变革起因在于生态，但变革本身在于社会和经济，而完成变革的过程则在于政治。”[1]
3、环境问题可引发政治动荡。
在人类历史形成的过程中，环境的作用是极其复杂的。虽然我们不能认为环境对社会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环境的急剧变化，确实可以带来不良的社会后果，引发政治冲突。
1815年春天，印度尼西亚松巴瓦岛上的坦博拉火山爆发了。火山爆发造成约1万人死亡，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又有将近82000人死于饥饿和疾病。这时喷射入空中的火山尘埃弥漫到整个大气层，减少了投射到太阳表面的太阳光线，致使气温下降。
气温下降影响到欧洲。在新英格兰，1816年6月普遍降雪，整个夏天都有霜冻。从爱尔兰经英格兰直到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从5月至10月几乎不间断地下雨。这种恶劣的气候致使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后果：粮食歉收，乞丐成群，由此引起政治动荡，激发了席卷欧洲大陆三年的革命。在法国，政府倒台，保守的黎塞留公爵应邀组织新政府；在瑞士，犯罪现象像瘟疫一样蔓延；在德国，爆发了其近代史上第一次反犹太人骚乱……所有这一切使欧洲社会几乎崩溃。
而今，人类可能将再一次面临气候巨变的威胁。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气候变暖是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效应造成的，而非自然的。有关专家预测说，如果人类不采取有力对策，迅速抑制地球变暖，那么到2050年全球海平面将升高30厘米至50厘米，世界各地海岸线的70%将被海水淹没。巴基斯坦国土的1/5、尼罗河三角洲的1/3以及印度洋上的整个马尔代夫共和国都将因海平面升高而被淹没；东京、大阪、曼谷、威尼斯、彼得堡和阿姆斯特丹等许多沿海城市也将完全或局部被淹没。这必将使数以亿计的人民流离失所。这些人到哪里去呢?将产生什么政治冲突呢？“没有夏天的1816年”告诉我们，即使面对较小的全球气候变化，人类社会就已经难以承受。当人类可能要去面对海平面升高所导致的数以亿计的环境难民时，其对社会政治的冲击肯定是非常巨大的。
为了政治的稳定、社会的繁荣，人类应该立即行动起来，改变人类行为的现行模式，防止生态环境危机的发生。
4、环境问题日益政治化。
由于生态与政治的紧密关联，更由于全球生态危机致使适应人类生存的空间日益缩小，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日益受到威胁，人们产生了强烈的协调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念，导致了环境问题的日益政治化。
(1)公众发动“绿色政治运动”。
20世纪70年代初，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了一个以市民为主体，以保护生态平衡、保障妇女正当权益、反对战争和核军备、争取维护世界和平等为基本内容的社会政治运动。这就是西方政治家和学者所称的“绿色政治运动”。这表明西方发达国家的公众已经行动起来，利用宪法所赋予的权力，通过社会政治活动迫使政府和社会采取措施，以维护公民所应有的环境权。
公民的政治参与对于解决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激发公众政治参与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壮大环境保护的社会力量；有助于让更多的在有关活动中无经济利益的人参与决策，避免既得利益集团按照经济标准制定环境政策而损害环保的缺陷，让决策朝着更为科学、合理的方向前进；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制止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短期行为，制定不恰当的政策；有助于社会以和平方式解决生态环境危机，避免政治动荡和社会冲突……
总之，没有公民的政治参与，环境保护就不能顺利进行。
(2)“绿党”登上历史舞台。
在绿色政治运动背景下，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要是大学生、经理、教师、医生等怀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又怀着对生态环境日益遭受严重破坏的危机意识，还为着寻求政治利益，建立了自己的政党──绿党，以一种崭新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
绿党是绿色政治运动的产物。它既在其中产生，又在其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壮大。它的目的是利用“绿党”这一“工具”，试图通过参政改变本国政府破坏生态环境的政策，实施自己的生态政策；引导和组织具有强烈生态保护意识的公民参与政治过程，影响生态的政治决策，使公民获得“生态政治效能感”，使生态的政治影响规则化。
在政党发展史上，绿党是一新生儿，成立才三十来年时间，但是，对于由环境保护运动起家的绿党而言，却在这短短的十几年中引发了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成为改变价值观和生活形态的代名词，成为既存政治的挑战性力量。澳大利亚著名的绿色运动分子鲍勃·布朗和彼得·辛格在他们1996年发表的《绿党》一书中指出，“绿党已经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兴起”，“绿党是二十世纪后期唯一重要的新的政治力量。绿党已经在全世界发挥影响作用。绿党有新的视野和观念，正在作为旧的政治秩序的替代物而迅速兴起。”
(3)环境问题进入政府机构。
大约在1988年以前，尽管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尖锐，但是，生态政治在政界仍然不被人们接受。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不强调环境问题，担心环保会对经济增长和全球竞争产生负面影响；东欧各国出于政治的偏见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有环境恶化；第三世界各国政府则声称，从历史考虑，环境问题归因于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应该承担解决环境问题的责任。
1988年之后，情况有所改变。“绿色政治运动”的深入、“绿党”力量的壮大、民间环保组织的建立、国际环境公约的签署、大众传播媒介以及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聚焦等，日益强化了环境问题的政治化，促进了社会结构调整，逐步使环境保护制度化，使社会具有保护环境的内在机制。绝大多数国家政府一改过去制定政策时完全不考虑环境的做法，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以及有关环境保护的法规，并将环境保护目标列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规划；通过环境保护机构，负责协调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做好综合平衡。
不仅如此，在生态运动的强大压力下，环境问题成为社会中心问题，环境问题进入各国领导人的政治活动中，使政治带有浓重的生态保护色彩。如田中角荣提出了《日本列岛改造论》；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开始执政时对环境保护持消极态度，但到后来纷纷争夺国际环保的“主导权”；科尔坐环保车参加国际会议；戈尔主张制定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等。[2]
在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环境问题的政治化尤为明显。当时在保护还是砍伐俄勒冈针叶林这一问题上，环境学家认为，该林地是濒危的斑点猫头鹰的栖息地，应该保护森林；木林公司和联合会认为，砍伐树木可增加就业，增进人类福利，应该砍伐树林。由此导致他们之间的激烈争论。不仅如此，这场争论还引发了总统候选人的争论。共和党候选人布什代表就业者的利益，把环境保护主义者描绘成极端激进的护林人。民主党挑战者克林顿和戈尔则争辩说我们可以既保护环境又可以增加就业……不管结果如何，这表明，环境议题已进入美国以及世界的政治竞技场。
这一切表明，环境问题正由政府及其领导人政治决策的边缘移向中心，成为社会政治行为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4) 环境问题已成为国际政治的一部分。
全球环境危机日益严重地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各个国家行动起来，积极配合，保护全球环境，否则，任何国家都不能以任何途径单独地逃脱全球性生态灾难的惩罚。为此，需要主权国家以及国际社会思考的重心更多地倾斜于环境外交、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地区环境关系、国际环境公约的签署与履行、环境与国际投资等方面，以解决全球环境危机；需要各国政府重新审视传统的国际政治关系，在国际政治关系的中心命题中给“生态与人类生存”以应有的地位；必须为国际关系注入一整套全新的观念和行为准则，对军事实力的追求让位于对综合国力的追求，对国家利益的片面追求让位于对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追求；必须转变国际政治关系运行机制，以平等参与代替大国霸权，以协调合作代替对抗冲突。一句话，当前全球环境问题正日益渗透到国际政治之中，成为国际政治的一部分，并由此将国际政治由工业文明时期相对于环境保护的失衡架构转变为有益于环保的生态文明的制度架构。
总之，生态与政治的关联日趋紧密。“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对现有政治经济结构的挑战，向我们提出了世界重新设计与组织的严肃课题，……环境问题和生态政治可能正在改变占支配地位的偏好和价值，创造新的思维空间。”[3]为此，需要我们全面而深入地考察生态问题与政治之间的各种关系，建构满足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政治体系，将人类社会推向前进。否则，环境问题“只能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次上，甚至不能成为一个话题”[4]，环境保护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这，就是生态政治得以成立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研究生态政治的根本原因。
二、生态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
既然生态政治是考察政治与环境问题的产生与解决之间的关联，那么，生态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应该是什么呢？
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就要阐明政治的主要内涵，然后再具体分析这些内涵与环境问题有什么样的关联？
1、从政治到生态政治。
政治属于上层建筑，主要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并随着社会公共利益的分化、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复杂的变化，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解决着每一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由于人们在不同的时代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不同的，因此需要政治发挥作用的侧重点、着力点就会有所不同，从而人们对政治进行解释时所强调的内容就不同。于是就形成了对什么是政治的各种各样的回答。”[5]
自资产阶级革命到20世纪初，在对政治的各种各样的解释中，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国家说”，即“政治是国家的运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迦纳认为：“政治是关于治理国家的职务及活动的知识。”[6]
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权力说”，认为政治是对权力的获得和运用。提出这一观点的是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美国芝加哥学派创始人之一的拉斯维斯。如马克斯·韦伯就认为：“政治意指力求分享权力或力求影响权力分配。”[7]
从上世纪50年代起，比较流行的观点是伊斯顿的分配说。1953年大卫· 伊斯顿在《政治体系》一书中提出，政治是“为社会做出和执行权威性（或有约束力的决策）的行为或相互交往”，政治学是“研究受权力分配和运用的影响下的价值物的权威性分配” [8]。
在21世纪初的今天，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关系的变化，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经济关系的变化，使政治的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特性突出出来。以致许多当代西方政治学者从社会公共事务的角度给政治下定义。目前，在英国最通用的定义是奥克肖特的定义，即政治是“参加一个社会全面的管理过程”。
至于这些政治学说的是非得失，这里不加评说。这里想说明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生活要素的变化，政治的内容、特征，甚至本质也会发生部分变化，从而影响着人们对政治本质、涵义的概括。不过，不管怎样，政治的基本内容是不变的，即“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9]，就是确立社会发展道路，确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要研究生态政治，就要研究这些方面与生态环境危机的产生及其解决有什么样的关联，然后进行正确的抉择，对原有的政治体系进行相应的改造。
2、生态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
根据生态政治的内涵来全面考察政治与生态之间的关联比较困难，也没有必要。鉴此，本文着墨的重点放在：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道路，摆脱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如何评价市场经济体制与政府所实行的经济政策，以更有利于保护环境？如何调整传统的国家观念，参与到全球环境保护的实践中？
（1）选择正确的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以摆脱生态环境危机。
人类在其演进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只注重如何改造利用自然，发展人类社会，没有注意到保护和发展自然。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迫使人们反思传统的社会发展观，寻求一条新的社会发展道路。可以说，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道路是人类摆脱目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的必然选择，是生态环境危机对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新形式的环境决定论。
既然生态环境危机的解决需要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那么这样的道路在资本主义国家行得通吗？如果行不通，则应该走什么样的政治道路呢？
这是值得我们探讨的。实际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需要政治方案与此相对应，而且需要选择相应的经济方案。对于发达国家，他们走的是“先发展经济，后保护环境”、“先发展、后治理”之路，并且已经基本形成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比较良性的循环。对于发展中国家能走这条路吗？这条路走得通吗？如果走不通，则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这是本书第一、二、三章所要解决的问题。
（2）对市场体制和政府干预进行政治经济分析以利于环境保护。
在一切社会形式下，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必以经济活动为前提。而经济活动的过程就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一方面不断地从自然界中获取各种各样的资源，或直接利用，或加工成产品；另一方面，人类又不断地把各种废物排放到自然环境中去。因此，在人类的所有活动中，唯有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危机的产生及其解决关系最密切。因此，结合环境问题对经济活动的反思必不可少。在这方面，环境经济学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环境经济学中的“经济”一词突出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的是经济系统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从而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在政策上提供正确的理论依据。不过它没有或较少涉及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环境保护的影响，较少结合环境保护对市场体制以及国家干预进行全面的评价，为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分析。
我们知道，市场体制有优化配置资源、保护环境的一方面，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市场体制不具有不利于环境保护的另一方面。实际上，市场体制相对于环境保护存在道德失灵、自然资源管理失灵、自然价值的定价失灵。为此需要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干预校正。但是，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对环保的市场失灵的干预也存在失灵现象，政府对经济的宏观干预也存在不利于环保的方面。因此，在强调政府干预校正环保市场失灵的同时，要求政府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完善和强化有益于环保的政府干预，避免政府干预的环保失灵非常必要。总之，应该将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和政府干预的宏观调控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调节市场的基础作用，以保证人类在经济活动中保护环境。这是本书第四章所要阐述的内容。
（3）建立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解决全球环境问题。
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的全球化等将全球联结在一起，地球变小了，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紧密了。环境问题的出现及其解决可以说是加强了这种联系。由于一国的资源利用、环境破坏可以跨越国境，影响他国乃至全球，而地区和全球资源环境问题需要世界上每个国家积极合作，共同努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以解决，因此，环境问题及其解决将日益渗透到各国对外关系中，需要改变国际政治中的一些现有概念，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如主权国家如何面对生态环境危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以建立新的国家环境安全？其他国家如何处理环境问题，以免给其他国家带来环境威胁？主权国家如何面对全球环保对国家主权的弱化？主权国家如何调整国家利益以符合全球环境保护？本书第五、六、七、八、九章试图回答这样一些问题。
三、生态政治的恰当定位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生态政治主要是研究和处理政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除了与生态学、政治学有关外，还与环境经济学、人类生态学、军事学、哲学等有关。它把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看作是一个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统一整体，将建立可持续的社会、自然、经济作为其思考的中心，根据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变革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思维、政治活动，从政治学的基本原则到政策操作层次，如政治民主、政治决策、政党参与等，再到国家权力的结构和分配，直至国家之间关系，系统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它把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的和谐发展视为己任，反思现有政治体系的欠缺并调整之，使之能够更好地调整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不以确保社会生态系统中自然、人、社会等某一单项指标的最优化为目标，而是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在社会意义上的最适化，即充分兼顾人、自然、社会各项因素，使之以最合理的方式协调地、平衡地发展”[10]。因此，生态政治是对过去政治学的扬弃，是不同于以往政治的全新的政治。
1、生态政治对传统政治学的扬弃。
与政治学相比，生态政治是在通晓生态学的基础上，将人类放到自然生态系统的背景中，改造传统的政治知识及实践框架，以适应环境保护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保持生态平衡。因此，生态政治接受了现代环境哲学、环境科技、环境经济学的先进思想，增强了它的科学性、先进性。它所要参考的政治因素很多，如军事的、经济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国家权力的、政府制度的、国际政治的因素等，但是，它的核心是在通晓政治学的基础上，运用政治知识更好地分析和解决环境问题，即为了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对传统的政治知识及社会政治过程进行校正甚至重新建构。因此，生态政治既不是参照现有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来改造构建生态学知识体系，也不是参照生态体系来建立一个使之更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人类生态体系的政治学，即它不是“力图通过对政治─社会间生态关系的确立，在政治─社会关系上构成具有相互推动作用的生态回路”[11]，而是改造现有的政治学体系以使人类对自然的改造符合生态规律。
2、生态政治不回避斗争。
与斗争政治相比，它并不回避阶级及其斗争。相反地，它提醒人们，斗争哲学远没有结束，要与破坏环境的行为作斗争。巴西亚马孙地区的门德斯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组织并领导着采胶人，以有利于保护雨林的生活方式从事生产活动。但是，土地所有者们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要把这片森林推平和烧毁以便将来用作临时牧场。为了保护这片森林，门德斯和那些采胶人一次又一次试图阻挡推土机开进雨林，并拒绝让那些破坏者们穿过雨林去点火烧毁附近的林地。这是向土地所有者的财富和权力发起的挑战。这激怒了土地所有者们，他们杀害了门德斯。
实际上，在保护环境的运动中，被迫害甚至被杀害的并非门德斯一人。下面列表举出一些事例。
表0-1 环保活动家遭到攻击的几个例子[12]
环保活动家 遭受的攻击
彼得·科热夫尼科夫（前苏联 他被捕后被安置到一所精神病院，以示
政府的水利视察员） 对他惩罚。原因是他极力宣传政府在1986
年非法向海湾投放污物并泄漏石油
的事实。
芭芭拉·达阿基莱斯（秘鲁的 1989年5月31日，达阿基莱斯被闪光
环境记者） 之路游击队员杀害。她是由于报道了在
热带雨林种植可可对环境的影响而惨遭
杀害的。
亨利·多莫多尔（菲律宾伊斯 1996年6月26日，多莫多尔被民兵组
纳格部落的领导人） 织（这个民兵组织与菲律宾军队有联系）
的成员杀害。原因是他揭露了军队参与
在当地部落土地上非法伐木的情况。
翁戈瑞·马泰（肯尼亚“绿色 1992年3月，当马泰正在内罗毕参加一
防护带”的创建者） 个和平抗议活动，以谴责几个环保和政
治活动家受监禁的事实时，被警察打
死。
盖伊·彭斯（美国保护林中的 1995年，彭斯曾是两枚炸弹攻击的目标，
护林员） 但却幸免于难。他直言不讳地说联邦政
府应实施有关的放牧条例。
他们的血没有白流。门德斯在采胶人运动中的同伴发誓要继续同毁灭亚马孙地区的行为作斗争；国际社会也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一地区。这些都在实践着门德斯的生前愿望：“如果天使下凡并保证我的死亡能使这一斗争发展壮大，那么这倒是一个公平的交换。”
3、生态政治以民主政治为基础。
与民主政治相比，它们都赞同公民政治生活的主动参与，主张公民有获得环境权的权利，主张社会的法制化以及决策的科学化，主张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奋斗。可以说，生态政治是以民主为基础的，民主政治是生态政治的前提。但是，当前在许多国家，民主政治体制并不完善，贪污腐败之风盛行，政府的决策者们被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控制，为了自身以及少数利益集团的利益，践踏民主，损害广大公众的利益，造成环境破坏。
上世纪80年代末，马来西亚沙捞越的几千名本地居民手挽手组成一道人墙，封锁了深入热带雨林的伐木通道，竭力阻止某些外国公司对雨林的毁灭性砍伐。作为政府，本来应该站在本地居民一边，履行其职责，保护环境，但是，调查表明，主管森林的政府官员们从那些想毁灭森林的公司那里接受了钱而做出让步，将采伐热带雨林的特许权出售给了那些公司；并且，通过一项法令，宣布封锁伐木通道为非法，从而造成那里的森林迅速消失，水土流失严重，人民生活悲惨，引发了全世界的抗议浪潮。
这是贪污腐败既损害民主、又破坏环境的一个例子。它充分说明：环境运动和民主运动必须相互结合。人类文明的未来有赖于我们对环境的管理，同样也迫切有赖于我们对民主的实行。为此，生态政治强调政治参与，力图实践它的政治主张，重视发扬基层民主，实行民主政治。[13]它要求政府和政治家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环境保护，把更大份额的国家财政用于改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在这个意义上说，未来的政治就是予自然以更多关切，以维护生态平衡的政治，是把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自然发展相统一的生态政治。[14]
参考文献及注释：
[1]陈敏豪：《生态文化与文明前景》，武汉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5页。
[2]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是戈尔在《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一书中制定的一个全球环保计划。该计划分五个战略目标：第一个战略目标是稳定世界人口，制定政策为在世界上所有国家促进人口转变创造必要的条件；第二个战略目标是迅速开发有利于环保的技术，特别是在能源、交通、农业和建筑业等领域；第三个战略目标是系统地修订经济领域中的“运行规则”，以便衡量人类的决策对环境产生的影响；第四个战略目标是通过谈判成功地制定一系列保护环境的新国际条约和协定；第五个战略目标是大幅度改革收集环境信息的方式，推广全球性的教育计划以促进对危机更全面的了解。
[3]A.Hurrell,“Internationl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The Pennsy Lv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5.PP150-152.
[4]People and Envirionment: Development for the Future. edited by Stephone Morse and Michael Stocking and Contributors,1995,p3.
[5]李景鹏：《权力政治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3-4页。
[6]转引自马超华：《政治学原理》，大中国图书公司（台湾），1986年第1版，第15页。
[7]转引自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21页。
[8]大卫.伊斯顿：《政治体系》，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版，第139页。
[9]《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8页。
[10]周穗明：《智力圈》，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77页。
[11][13]刘京希：“生态政治论”，《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3期，第85页，第38页。
[12]世界观察研究所：《1996年世界环境报告》，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第270页。
[13]对于什么是民主政治？众说纷纭。自18世纪以来，民主政治已成为评价政府体制的一个主要标准而不只限于一种政体形式。这期间，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集中在扩大公民权上。
林肯说，民主是人类“最终的、也是最好的希望”，它能扩大实现人类利益的公共权力的范围，而又不损害维护个人尊严的个人自由。
美国民主理论家之一的布莱斯（1838-1922）认为，民主政治应在政治现实中阐明，凡在国家的重大决策上，能通过正式的制度而体现人民一般愿望的政治，便是民主政治。据此，他把民主政治定义为：大多数人民的统治。而且，要保证这一点，还要有一套健全的制度。他认为，民主政治的要件应该包括：自由（生产财产的自由、宗教上的自由、政治上的自由、个人的自由）；平等（法律上的平等、政治上的平等、社会上的平等、天生的平等）；教育（识字教育、高等教育）；宗教；新闻（是一项重要依据）；自治；传习（风俗习惯等）；人民；舆论。
凯尔森（Hans Kelsen, 1881-1973），美籍奥地利法学家，“纯粹法学派”国家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认为，宪法规定人民参与创立国家法律秩序的程序，从而使国家法律秩序所代表的“意志”符合人民的意志。他说，民主政治的最大优点就在于保证人的政治上的自由。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保证立法的民主化和行政的民主化。
当今世界最著名的政治多元主义理论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达尔（Robert A.Dahl,1915-）说：“民主是一种政治体系，其中所有成年公民可以广泛分享参与决策的机会。”
波普把民主理解为一套制度，当然不是所谓多数人统治的制度，而是一套被统治者能够有效地控制统治者的制度。
这些观点，肯定会给我们启发。
目 录
引论 生态政治何以可能
一、生态政治产生的背景
二、生态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
三、生态政治的恰当定位
第一章 遵循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模式
一、“增长的极限”与“没有极限的增长”
二、“增长的极限”确实存在
三、从经济增长到可持续发展
第二章 摆脱生态危机的政治方案
一、“绿色绿党”：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
二、“红色绿党”：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
三、绿党的地位、意义和前景
第三章 坚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
一、“先发展、后治理”模式及其危害
二、 对“先发展、后治理”模式的某些辩护
三、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
四、中国面临的障碍及其对策
第四章 加强政府干预保护环境
一、环境保护中的市场失灵
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政府干预
三、环境保护中的政府干预失灵
第五章 维护国家环境安全
一、“国家环境安全”概念的提出
二、为资源而战
三、战争不能维护国家环境安全
四、维护国家环境安全的恰当方式
第六章 “中国环境威胁论”批判
一、中国环境真的很糟糕吗
二、中国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
三、中国的“21世纪议程”
四、“中国环境威胁论”的邪恶用心
第七章 环境威胁主要来自发达国家
一、丰饶中的贫困
二、环境殖民主义
三、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权
第八章 全球环保中的国家主权建构
一、不要把国家主权绝对化
二、全球环保对国家主权的“弱化”
三、如何看待这种主权“弱化”
四、反对以环保为借口侵犯别国主权
第九章 维护国家利益与全球环保
一、有关“减排温室气体”的争论
二、“绿色贸易壁垒”的是与非
三、调整国家利益保护全球环境
结束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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