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31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科学技术哲学教研室、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和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科学逻辑与方法论博士生大讲堂”在中国人民大学立德楼1001教室如期举行。讲座由首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李曈主讲，题目为《人的量化：历史发展与现实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滕菲主持讲座。

在讲座开篇，李曈老师介绍了测量方法在当今人政府决策和科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如医学检测、政府统计和心理测试等。前段时间闹得火热的“高血压标准”之争便是量化理论内部争议的体现。而是从历史上讲，对人类特征和行为进行测量的思想可以追溯到科学革命时期。在“哥白尼革命”的影响下，新物理学成为了科学界关注的焦点。届时，涌现出一大批科学试图仿照物理学来奠定自身的学科基础，其中就包括医学。以笛卡尔和博雷利为代表的“医学物理学派”学者将人体类比为精巧的机器，为测量人体提供了合法性。大量对人体的数学测量和定量实验因此展开。值得注意的是，支持定量测量的科学家并非全部都是机械论者，例如哈维测量了为血液循环提供了定量的描述，但是其本人是活力论者。但是在19世纪后，最终还是具有强烈机械论和还原论色彩的解剖学占据了上风。

对人体的测量进一步发展对人群整体的测量，并由此产生了“人口”的概念。量化思想不仅限于医学，还延伸到了政治领域。约翰·格兰特对伦敦死亡记录的分析开创了人口统计学，完成了从量化人体到量化人口的飞跃。威廉·配第提出了政治算术的思想，认为收集统治地区的人口数据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随后，人口学和卫生统计学等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量化人口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方法。社会学的发展也受到这种测量方法的影响。例如涂尔干对自杀的刻画，似乎说明一个社会中总是存在着恒定的自杀率。凯特勒进一步发展了社会“常数”的思想，发展出了“社会物理学”概念。量化思想的历史发展造成了社会管理层面的变化。福柯用“生命政治的诞生”表达了这一转向，他认为在人口概念产生后，政治从死亡政治转向了生命政治，从规训转向了调节，从政治学转向了政治经济学。不过，并非所有学者都认同福柯的理论。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提出，生命政治和死亡政治始终是一体两面，这有助于我们反思20世纪的一些重大事件。

李曈老师进一步指出，人的量化史为阿甘本的论断提供了充分的说明。18至19世纪，人口学逐渐发展壮大，产生了后来被称为“公共卫生”的研究及治理领域。而19世纪末的进化论对此产生了重要影响。精神疾病、犯罪等都被贴上“退化”的标签。人体测量开始应用于犯罪管理、身份鉴定以及刻画种族差异。弗朗西斯·高尔顿、卡尔·皮尔森等现代统计学的奠基者也是优生学的倡导者，人体与人口测量被大量用于论证种族优劣。精密的统计模型为种族主义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并在20世纪的欧美各国演变为对其他种族的迫害与屠杀。

最后，李曈老师带领同学们反思了人的量化现象。定量方法被视为科学、客观、中立的象征，但实际上，从调查对象的选取、抽样方案的制定、统计模型的选择，到对统计结果的解释，各个环节都充满了价值判断。这也是为何在优生学的历史中，科学方法不仅没有避免科学家群体的主观偏见，反而一度成为了种族主义的有力推动者。量化方法不是万能的，也不能完全规避研究者的主观性，在使用时应当谨慎。当下，人的量化依然是科学研究与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因此，鉴别量化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并建立纠偏机制十分必要。

课后，同学与李曈老师进行了深入交流。本场讲座在掌声中圆满结束。（供稿：董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