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世纪之交，技术治理成为当代社会运行的全球性基本趋势。智能革命方兴未艾，智能技术在公共治理领域的广泛应用，将技术治理推进到智能治理的新阶段。2019 年 1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建议更加重视运用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2023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动力。”

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推动中国特色的技术治理理论与智能治理理论的创新发展，促进相关领域学者的跨学科交流，由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重大项目“贵州以数据治理推动政府治理创新的困境辨识、行动框架和实现路径研究”课题组、贵州大学哲学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主办，贵州大学“国慧人文学科发展基金会”、贵州大学学报编辑部、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现代技术治理理论问题研究”课题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大数据个性化知识的本体论意义与认识论价值研究”课题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北京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联合协办的“数字中国：智能治理与善治之道”高峰论坛 2023年于7 月 17-19 日在贵州大学举行。

本次高峰论坛主题是“技术治理、智能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议题涵盖“智能革命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技术治理与技治社会的跨学科研究”“智能治理与数字中国建设”“大数据治理、算法治理与区块链治理”“以智能治理促进数字贵州建设”等。本次论坛设有主论坛和两个分论坛，来自贵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山西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建筑大学、西南财经政法大学、深圳大学、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省委党校等单位的50多位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了会议。

一、开幕式

开幕式由贵州大学哲学学院陈艳波教授主持。

贵州大学副校长漆思教授对参加本次论坛的省内外专家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贵州大学尤其是哲学学院的基本情况。他指出，技术治理是当前社会治理的重要趋势和模式，从哲学维度对数字治理进行系统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而高峰论坛的举办恰逢其时。他希望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加强贵州大学哲学学院与省内外科技哲学界的交流和合作，以促进贵州大学哲学学科的高质量发展。

贵州省社科规划办杜常春主任祝贺本次论坛的举办，对省内外专家一直以来对贵州省社科规划办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贵州以数据治理推动政府治理创新的困境辨识、行动框架和实现路径研究”课题是贵州省社科规划办2022年立项的重大项目；本次论坛是该课题的主要成果之一，它的举办对推动贵州乃至全国数据治理与政府治理创新的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他希望省内外专家一如既往地支持贵州省社科规划办的工作，以更好推动贵州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课题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刘永谋代表“贵州以数据治理推动政府治理创新的困境辨识、行动框架和实现路径研究”组，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现代技术治理理论问题研究”课题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大数据个性化知识的本体论意义与认识论价值研究”课题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北京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欢迎参加高峰论坛的专家学者。他指出，当代技治社会正进化为数智社会，未来则会经AI辅助生存社会发展为AI劳动社会，因此“数字贵州”“数字中国”值得研究数字技术、智能技术发展的学者重点关注。

二、主旨发言

主论坛由贵州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梅其君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科技哲学教研室主任马建波副教授主持。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分析》执行主编成素梅围绕劝导式技术的发展，指出由数据驱动的算法系统的随机性、不确定性等技术性“漏洞”及其多重能动者会对责任归属等提出挑战，而应对这些挑战需要超越理论伦理与应用伦理二分的观念，拓展责任概念的语义和语用范围，从被动负责的技术伦理转向积极担当的技术伦理。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自然辩证法研究》副主编董春雨从机器认识的不透明性问题审视了人工智能的本质及其限度。他指出，面对巨大而复杂的计算量，人类不可能审查全部的计算过程，这就造成了人类在认识上存在着不透明性的盲区。从认识透明性的角度分析人对机器可能的认识把握程度及其要求，可以对机器的理解能力的本质及其限度做出相对精准和深入的探讨，为人们厘清机器认识论的特征，进而理解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本质联系与区别，提供一条富有启发性的路径。

贵州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潘平以贵州为例来说明大数据社会治理的困境及其解决思路。他深入剖析了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社会治理的机理，并从数据与大数据技术治理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数据与技术的不确定性、奇异性和信息过载是大数据社会治理所面临的主要困境。他指出，社会治理不仅是对事件的梳理或理顺或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具备高屋建瓴的远见卓识与避免风险的发生能力。潘平教授从对数据的认知、应用与技术三个层面描绘了解决困境的远景蓝图或思路，以期为社会治理提供有意义的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科技哲学教研室主任段伟文从认识论和技术治理视角反思了人工智能带来的机器替代人和自动化带来的人的去技能化现象。他指出，机器认知和机器智能不仅有别于人类认知和人类智能，而且超出了人类思维所能理解的范围，机器将越来越多地用于发现和解决超越人类思维能力之外的问题——即在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存在一种日益显现的“无知的天堑”。段伟文研究员指出，认识并接受“无知天堑”这一人机认知生态的结构性特征，将为面向深度智能化未来的技术治理带来新的视野和思路。

中国科协-复旦大学科技伦理与人类未来研究院教授杨庆峰聚焦于人工智能神话、超级智能与智能合约议题。他讨论了AI神话及其超级智能的出现、超级智能发生的科学基础和哲学基础，并通过智能合约来揭示人类与超级智能体的可能性关联。最后，杨庆峰教授也指出了智能合约可能遇到的标的、质量和违约责任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上海交通大学数字化未来与价值研究中心教授闫宏秀从数字福祉来把握数字中国与美好生活的内在逻辑汇聚点。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再次指明了数字化所具有的重大战略意义。在基于技术发展“构筑美好数字生活新图景”的进程中，我国将增进民生福祉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正是在此进程中，数字中国与美好生活二者的内在逻辑悄然汇聚，并形成了破解数字异化、通向美好生活的一种新兴福祉——数字福祉。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刘永谋在发言中阐明了数字中国的治理意涵。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中国建设要服务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必须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就国家治理体系而言，在数字社会中，数字安全与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治理能力而言，在技治社会中，治理数字化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最重要手段。刘永谋教授认为，数字中国建设必须接受更高的治理价值观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性指导。

三、分组研讨

第一论坛先后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自然辩证法研究》副主编董春雨，《贵州社会科学》执行主编黄旭东主持。第二论坛先后由《贵州大学学报》执行主编方英敏、《南京大学学报》编辑徐楷森和朱路遥主持。

（一）技术治理的历史梳理

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邬晓燕探讨了科幻文艺中的科技敌托邦转向及思想启示。科幻文艺从早期萌芽发展到现代形态，历经了几个世纪的辗转发展，为我们展现了科技乌托邦的阶段演化、主题纷呈和图景变换。她认为，反思技术治理社会批判导向的科技敌托邦在文艺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繁荣，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根源，也呈现出相对集中的思想聚焦，一方面应当坚守和弘扬乌托邦精神，另一方面应当汲取科技敌托邦批判的思想启示，推进不断走向“善治”的技术治理。

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赵俊海从科学-实业专家体系探讨了圣西门的科技专家制思想。他指出，这一体系适应了圣西门所处时代社会治理范式变革的需要。“科学-实业专家体系”包括主体、主体角色、建立方式、体系中的“两委”、科学家和实业家与王权的关系、体系目的、体系适用区域、体系信仰保障、体系愿景等九个方面。科学主义、历史进步主义和历史决定论、工业主义是“科学-实业专家体系”的三重逻辑。

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宋洁勾勒了马克思的技术治理思想概貌。她指出，与一般的技术治理模式不同，马克思的技术治理思想是在洞悉社会结构以及社会运作原理之后提出的，侧重于自然技术的发展和社会技术建构，以及他提出的一整套科学治理原则，即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自然技术的推动还需要社会技术的完善。

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敬狄以智利赛博协同工程为例，探讨了在技术治理视域下社会控制论的超越与限制。她认为，政治与科技在理念上的共通、科技对政治目标实现的承诺、技术专家的自主性与行动主义是这个尖端科技创新之所以发生在智利的主要原因。然而，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科技部分与政治价值相分离，科技理想主义与政治实用主义的矛盾突出，媒体将其描述为奥威尔式的控制方法等困境。重新审视这段历史能够给当前我国运用新兴信息通信技术来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可行路径提供参考。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樊姗姗探讨了列宁的技术治理构想，包括积极学习、借鉴与改造泰勒制；坚持技术专家论，落实尊重专家及人才政策；实行租让制，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为苏俄创造更广阔的国际生存空间；领导并实践全俄电气化革命，计划地和整体地运用好科技。她指出，列宁的技术治理思想对于我们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构建新发展格局、走自主创新的自力更生道路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伍铭伟梳理了苏联早期专家治国运动的兴起与失败。苏联建立后的科学研究、生产建设、国家管理等方方面面都需要专家的力量，俄国留下了大量的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专家与知识分子，大部分对新生的苏联抱有质疑与敌意。苏维埃政府和工业党针对苏联建设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因此诞生了苏联早期的各种专家治国运动，苏维埃政府与工业党之间的冲突最终使得苏联早期专家治国运动走向失败。

（二）智能治理与人的境遇

湖州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艾志强探讨了数字技术适老化困境的化解路径。我国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人口老龄化趋势的融合与叠加，肇致了数字技术适老化困境，亟需走进数字技术适老化的真实场景，立足理论和现实揭橥数字技术适老化困境的内涵，澄明数字技术适老化的技术困境、自我认知困境、分层满足困境。针对于此，艾志强教授提出如下主张：依靠政府包容，以数字善治加速数字技术适老化改造；借助社会包容，以多方力量协同反哺老年人的认知困境；推进企业包容，以技术创新为银发经济注入数字效能。从而努力消除老年人的“数字鸿沟”，助力社会包容性发展。

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黄侃阐明了新智能科技治理的正确方向。他指出，人类的思维和心智难以适应这些新技术。经数码孪生，新智能科技制造着各种各样的数码人，同时，数码人格的出现正改变着传统哲学所赋予的人的观念。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这些都可以被视为数码拜物教的产物。他提出了以人性为正确方向的论证：1.在工业时代，人性是否发生的变化；2.从对自然的渴求，到对力的渴求，人类生产的双手渐渐脱离生产；3.在新智能科技时代，正确的治理方向必须基于身体的形态。

首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李曈将人口技术建构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并论述了在各个阶段中生命政治形式的变化。她结合历史证据分析了人口技术是如何成为调节生命状态的工具，又是如何使大屠杀成为可能。并提出人口技术是生命政治得以实现的基础，但同时也是死亡政治的藏身之处。在谋求超越生命政治模式的道路时，必须对人口技术进行重塑。

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陈翔宇从“试探性治理”的视角分析了认知增强技术治理策略。他认为，试探性治理是针对新兴技术的不确定性而采取的一种开放式治理策略。认知增强技术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因其不确定性面临复杂的伦理挑战与失序风险，基于试探性治理的新治理模式提供了可能的治理策略，通过感知、消解、重构不确定性，以减缓技术革新对道德伦理与社会秩序的冲击。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雷环捷提出了构建有限智库体系的技术治理视角。通过梳理中国智库的发展史，他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智库（思想库）在中国经历了从无到有、愈加重视的变迁过程。从阶段看，主要可分为思想库阶段和智库阶段。从特征看，呈现出自上而下、需求方主导、缺乏独立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带来智库类别有欠多元等结构问题，以及研究力量分配不匀等功能问题。针对中国智库进一步发展的症结，应借助有限技术治理理论进行理论重构，将智库视为有限的专家政治。

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谭泰成探讨了行为主义技术治理的智能场景。智能化劝导技术不仅增加了个体与群体行为设计的瞄点，而且适应了技治社会对行动者身心所提出的更加精细化、隐蔽化和自动化的治理要求。他提出一种有限的行为主义技术治理，这既区别于对技治主义的一般辩护或激进批判，也不同于仅仅强调规范性的科技伦理治理，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语境中区分治理和操控，进一步把握行为主义技术治理的界限。

（三）数字贵州与政府治理

贵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周凤探讨了大数据技术在社会治理领域跨部门联动协同中的应用。他针对大数据社会治理的复杂性、政府综合治理能力和治理平台差异化等问题，提出我们应当把握数据的可靠性、数据属性的变化趋势，以实现各部门的协调，确保社会治理的长期性、稳定性、可靠性。同时，应用大数据技术对社会治理所涉及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以实现各领域、部门之间的高效可靠的统筹协调的社会治理。

贵州省委党校现代科技教研部副教授陈熙皓提出以新型智库产业来构建贵州大数据战略竞争优势。他提出，通过发展智库型企业可以提升贵州省大数据产业的附加值，引领并进一步带动我省大数据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贵州大数据战略的核心竞争优势，确保贵州 “大数据”战略的领先优势；同时以智库型企业为重要支撑，以大数据为技术驱动力快速推动新型智库产业发展，为提升贵州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供决策咨询保障。

贵州黔通智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陈志钢对对贵州交通数字化的成绩、问题与出路进行了思考。他指出，过去“十三五”时期贵州在交通数据基础设施、大数据服务、大数据行业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行业信息化低水平重复建设，大数据还是没有达到行业赋能的效果。他提出以沪昆国高贵阳至安顺段扩容项目的“智慧高速”建设为抓手，以产业数字化和系统一体化为路径来提升行业治理能力，从而更好的服务于公众。

贵州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鞠治安探讨了智能治理在贵州实践中的现状、限度及应对。他指出，智能治理在推进贵州经济社会实现“弯道超车”的同时，也存在智能治理的限度：以数据为核心的协同问题、以算法为基础的伦理问题和智能治理的反治理问题。究其缘由乃是数据烟囱、算法工具性和技治主义倾向所致。对此，应从数据的“聚通用”协同、算法的工具性和价值性兼具、智能技术与人的融合着手加强智能治理在贵州实践中的建设。

（二）智慧城市与工程教育

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佩阐发了智慧社区治理中公众参与模式的四重转变，主要表现为参与平台从线下向线上转变，参与方式从人的参与向人以数据的方式参与转变，参与主体从部分居民向全体居民转变，参与技术需求从低需求向高需求转变。当前，智慧社区治理已成为社区治理创新的重要模式，对智慧社区治理公众参与模式的研究能够深化对社区治理及其公众参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李尉博分析了在智慧城市规划中计算范式的表征、困境与转型。城市复杂性使得算法难以实现对城市的完美测量，城市的“智慧”也不能单纯依靠算法的运用而产生，算法的客观性修辞背后亦存在权力导向。他指出，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走向深入，计算范式应当考虑有限控制原则、多元融合原则、反馈调整原则、“韧性”与“智慧性”并重原则、“以人民为中心”原则。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彭家锋提出面向工程师的技术治理教育。他认为，工程师早已不再只是专注于架桥铺路的“工程人”，而是名副其实地登上了社会治理的广阔舞台，成为整个社会的治理者。既有的工程师教育体系一直比较偏向于工程师的专业技能培养，但它仍然缺乏对技治教育的关注。不仅可能限制工程师的理论视野，还将制约工程师的实践高度。因此，迫切需要将技治教育融入进工程师教育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王春丽讨论了综合性大工程的趋势、困境与治理。她指出，综合性大工程是当代工程的新样态。传统工程理念、技术与治理模式在面对复杂性工程问题时，解决应对能力日渐式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在借鉴国外理论、经验，吸收本国智慧与实践积累的同时，秉持选择、调整、控制的有限技治立场，开创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中国语境的综合性大工程治理之路。

四、论坛总结

论坛总结环节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分析》执行主编成素梅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科技哲学教研室主任马建波副教授总结了论坛主要内容及成果，认为高峰论坛具有包容、创新和与时俱进的鲜明特点。贵州大学哲学院副院长梅其君教授则代表主办单位对与会专家表示感谢，希望今后与各方进一步加强联系。最后，会议在热泪的掌声中圆满结束。（供稿：谭泰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