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7日，“科技审度与科技伦理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市海淀区天工大厦顺利举办。本次论坛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技哲学史（自然辩证法史）专业委员会、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北京市科协前沿科技伦理与公共政策智库基地联合举办，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承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京内外高等院所的6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刘孝廷教授出席并致辞，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主编傅游教授也到会致辞。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刘大椿先生出席并为本次论坛作了题为“科技审度观：通向开放的科技哲学”的主旨报告。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李建军主持了开幕式。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刘孝廷教授在致辞中指出，科技审度和科技伦理的议题很重要，审度视角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体现了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建立在实践智慧和辩证思维基础之上的审度论被学界许多人接受和传播，其具有能够将不同观点统一起来的强概括力。他希望科技的发展能够按照审度论的思路造福人类社会并预祝本次论坛顺利举办。傅游主编在致辞中介绍了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专栏“科学•技术•工程跨学科研究”在科技伦理治理方面开展工作，并邀请大家共同推进研讨。

主旨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刘大椿先生所做的题为“科技审度论：通向多元开放的科技哲学”的主旨报告聚焦“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科技、马克思科学审度的启示、多元互补的价值选择和开放的科学哲学的互动目标”四大主题开展。

关于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科技，刘大椿先生在解析历史上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两种基本趋向的基础上指出，单纯的辩护和单纯的批判都是有局限的，应该对科学采取一种审度的态度，用多元、理性、宽容的观点来看待科学。当今对科学的反思，应该实现“从辩护到审度”的转换。科学哲学因此出现了一种宽容、平和但不失坚持的新取向，他称之为“审度”。他强调说，这种科学哲学的新取向得益于马克思科技审度观的启示。马克思的科技审度观是围绕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科学技术与异化的关系、科学技术与自由的关系所进行的探讨，以及由此展开的对科技的批判，对于如何正确看待现代社会中的科学与技术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马克思对科技审度的这些论述，为科技审度论树立了重要标杆。马克思启示我们要用历史的、实践的观点去看科学技术。注重科技发展的同时，还要注重科技伦理治理，否则科技会走到我们的反面。在主旨报告中，刘教授还阐述了“科学是多元互补的价值选择”的观点，强调科学客观性与独特性的统一、科学普遍性与地方性的消长、科学理性与非理性的互补以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进而提出开放的科技哲学的互动目标，即科学与伦理、艺术、信仰的互动以实现向善、臻美和达圣的目标。他分析说，求真是科学首要的基本价值，善是对科技的价值评判，美是科学的精神向往，圣是真善美的统一，是人类在求得科学之真、伦理之善、艺术之美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的精神提升和情感升华。一种多元开放的科技哲学，不能在科学活动中过分强调功利性追求，更不能忽略科学中向善、臻美与达圣的维度。从价值追求的角度来看，求真向善臻美达圣之圆融，乃是多元开放的科技哲学追求的目标。

主题论坛

本次高端论坛包括一个主论坛和两个分论坛，主论坛“科技审度与科技伦理治理”由北京航天航空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徐治立教授主持。

在主论坛上，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孟建伟教授从知识论、文化论和科学文化论三个方面探讨了走向第三种科学哲学的总趋向。他分析说，知识论的科学哲学包括两个要点：一是知识论的科学观；二是知识论的认识论。然而，科学不仅仅只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人创造的文化。切断其人性、创造和文化之根，仅仅用知识理性及其逻辑理性来抽象地理解科学及其发展规律是远远不够的，最终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和进步性问题。而“另类的”科学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论或文化哲学，其主要兴趣聚焦在人文文化方面，科学哲学的相关论述是文化研究的副产品或衍生物。因此，第三种科学哲学需要综合和超越，在两类科学哲学之间架起桥梁，这就催生科学文化论意义的新的研究范式，即科学文化哲学。科学文化哲学是既不同于传统的科学哲学，又不同于“另类的”科学哲学的第三种科学哲学。其通过构建科学文化论，不仅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现两类科学哲学的意义和价值，从而达到新的综合，实现新的超越。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刘益东研究员在题为“人工智能反噬与动车困境——人类进入高风险社会”的报告中提出了数字反噬和人工智能反噬的概念。他从AI大爆发、通能塔诅咒、深度伪造以及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等维度，揭示了数字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危害，强调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是一场全押归零的赌局。如果人工智能大量应用无序发展，那么人类就会面临“归零”的风险。他分析说，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知错纠错机制失灵的安全防线漏洞。当前社会科技重大风险愈演愈烈，而人类安全防线却存在十大漏洞，科技创新与科技风险治理之间的力量对比悬殊。人类已经从风险社会进入到高风险社会。人类安全是继权力、财富之后出现的第三大主题，人类将从财富和权力为重心，转移到人类安全优先。人文社会科学的崛起，将使社会系统和世界格局面临巨大变革与重构。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刘孝廷教授在“新科技伦理的存在论意涵”的报告中，首先从对称性论证、赫拉利定律、驼草论证等理论论证了“末日”是一个理论事实，并基于思想基础、推动力量和科技自反性等维度提出了“第一开端科学”的概念。他指出，从文明的U型结构来看，人类文明正处于第一季末和第三季前，马上会进入第二季的震荡期。今天需要走向新的开端，但不要指望它的错误能够立刻得以纠正。他因此提出构建“做以代毙”之新伦理，预言科技文明正步入伦理新时代，我们面临着一场伦理学革命和建构革命的伦理学的艰巨任务。他强调说，伦理问题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我们更需要的是一场人学上的自我革命，以“伦理+”的新形态重新建构对生活和生命的理解。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刘海波研究员作了题为“关于数据的几点思考”的报告。他首先分析了数据和信息之间的关系。指出科学发展将信息变成人类的知识，利用人类知识认识的规律使其变成机器，实现机器为人类所用。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可以从自然存在物中直接提取知识，存在机器中的信息自然就是数据。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数据是世界的本源。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背景下，数据与信息谁是本源的争论没有意义。重要的是数据的财产属性。从实践论来看，数据在应用时面临的问题是它应算作哪一类财产，怎么用好数据，怎么把资源投入到数据采集、加工、分析和应用过程中。尽管在理论上讲，数据是财产毫无疑问，但财产权放在哪个项下却有待讨论。一种观点是主张将数据权放在财产权项下，与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继承权并列；另一种观点主张将数据权放在知识产权项下，与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和商业秘密并列。将数据权放在知识产权项下，能够对数据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提供保障，但可能无法发挥数据在社会中应该发挥的作用。因此，数字经济的充分发展需要将数据放在财产权项下，而不是放在知识产权项下，但这可能会引发其他的社会伦理问题。总之，数据的财产权属性是数字经济时代必须面对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华南师范大学肖显静教授在“‘大写的现代科学革命’——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考量”报告中，详细阐述了“大写的科学革命”在不同时代的样态、特征、内涵等内容。他认为，不同层面范式转换带来不同的科学革命，哲学层面范式转换带来“大写的科学革命”和新的形式的科学，而科学层面范式转换带来“小写的科学革命”。“大写的近代科学革命”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从“抽象的数学理念”到“具体的数学实在”；二是从“经验的观察”到“侵扰的实验”；三是从“自然的附魅”到“自然的祛魅”。他指出，“大写的现代科学革命”的学科发展、自然观变革和方法创新界定了“大写的现代科学革命”，未来的科学革命应该与“科技革命与人类未来”有关。他因此总结说，不要把属于近代科学革命的当作现代科学革命盲目推进，不要被“小写的现代科学革命”的革命性下降遮蔽了双眼，不要企望“大写的”现代科学革命和未来科学革命主要由近代科学内部推动。当代应该是到了大力推进“大写的现代科学革命”的时候了，“大写的科学革命”的推进需要变革科学教育。

国防科技大学曾华锋教授在“认知战与技术应用”报告中，分析了技术如何应用于军事作战。他指出，战争的本质是让敌人屈服，一种是暴力屈服，另一种是政治作战，改变人的认知，通过心理、思想和精神控制等非暴力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历来是兵家追求的理想目标，也是战争的最高境界。随着人类对战争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水平的不断进步，由人的精神和心理活动构成的认知空间正成为战争新的作战空间。在局部冲突中，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认知攻防，有计划地应用“信息全维轰覆盖”“体系化虚假宣传”“精准画像推送”等具有智能时代特征的新型认知攻防策略，将这场战争向全世界民众进行了全景式呈现，向全世界展示了认知作战的发展的新动向、新趋势。他因此总结说，我国应该从大国博弈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加快推进认知域研究，将认知空间安全纳入总体国家安全体系，完善相关系统布局和机制建设；应该准确把握战争形态发展的脉络趋势，深入研究认知空间攻防对抗的制胜机理，以理论创新牵引战法创新和装备技术创新，抢占未来战争制高点；应该重视加强主流新媒体和社交网络平台建设，打造平战一体、军民一体的认知作战平台，真正发挥网络人民战争优势，夺取认知空间攻防对抗“制脑权”。

科技审度分论坛

“科技审度与科技伦理治理高端论坛”分论坛一“科技审度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劲杨教授与华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肖显静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审、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林坚首先做了题为“科技伦理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则”的报告。他针对目前科技伦理治理存在体制机制不健全、制度不完善、领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指出需进一步完善科技伦理体系，明确科技伦理的五项基本原则，即增进人类福祉、公共福祉优先；尊重生命权利、不得造成伤害；坚持公平公正、实施普遍关怀；合理控制风险、注重责任与审慎；保持公开透明、坚持共享与共同受益。他还阐述了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五条要求，即伦理先行、贯穿全过程；依法依规、恪守道德；敏捷治理、系统应对；立足国情、针对现实；开放合作、多方共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徐治立教授在题为“关于科技审度论及其疑辨的三点思考”的报告中指出，刘大椿教授及其团队提出的“科技审度论”代表了中国学派的气派、中国特色，高举了科学实在论和科学理性的大旗。他们针对“审度论”曾面临的疑虑，例如具有主观色彩、相对主义等进行了理性的论证与辩驳，并进一步拓展与补充论证的方向。徐教授建议将辩证唯物论的精神气质融入审度论中，以有效地规避质疑和进行辩护。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哲学系蒋美仕教授在题为“教育大数据隐私安全保护的伦理困境及其治理策略”报告中，对“教育大数据特征的多样性及其应用效应的双重性、新兴科学技术冲击到教育大数据的隐私保护困境、教育大数据隐私安全治理原则与‘三全一体’策略”进行了分析，指出教育大数据隐私安全的保护面临隐私价值与数据目标实现困境、隐私保护与数据共享共用困境、隐私保护与数据公平处理困境和隐私保护期望与学生行为表现或经历困境，并因此提出“全员”、“全程”和“全域”的“三全一体”治理策略。

湖州师范学院艾志强教授做了题为《资本与技术互动的逻辑和矛盾——基于马克思主义资本逻辑批判的分析》的报告，他指出，资本逻辑是马克思审视资本和技术互动的一个重要逻辑，从历时和共时视角看，资本和技术在互动过程中使得技术进步成为资本逻辑实现其目标的一个关键变量。资本和技术之间存在“资本利用技术与技术终结者、资本促进与阻碍技术、资本依赖工人与排斥工人”三层矛盾。

天津行政学院涂明君教授介绍了现代中国got现代科学的标志：数学逻辑方程式。涂明君教授认为，现代科学以实验加数学为标志，在此基础上可以深化为实验程序加数学方程式，中国从1850年代发明方程式一词到1920年代学习引进数理逻辑方程式，花了近70年，共分天理程式、公理程式、科学真理程式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洋务自强时期，由伟烈亚力和王韬翻译并引入数学方程式，用中国传统的天理观来理解科学，未得现代科学精髓，也没有推广。第二个阶段是用公理观，即康有为的实理公法去理解西方知识体系，头尾分别为郭嵩焘和严复这一对忘年交，中间谭嗣同普及数学方程式并提出平等生万化是数学方程式，严复1905年翻译《穆勒名学》时发明逻辑程式一词。第三个阶段：新文化运动前期，胡适提出思想实验工夫，后期魏时珍等介绍相对论方程式，汪奠基等用专著介绍罗素数理逻辑方程式，表明现代中国got到现代科学。最后涂明君教授点出以实验程序加数学方程式理解科学既有价值也有问题。

西南大学哲学系邱德胜教授以重庆市为例，介绍了科技伦理治理能力提升的若干路径，包括成立重庆市科技伦理委员会、在西南大学成立科技文明治理研究中心、推进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的工作、筹建重庆科技伦理学会、编辑出版科技伦理治理的书籍与刊物、培养科技伦理治理的相关人才、开设科技伦理课程、开展科技伦理相关的培训，力图使科技伦理治理的工作真正地落到实处。

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王东从大语言模型在科学发现方面的具体应用切入，探讨了近期大语言模型所表现出的对于自然语言的理解和涌现出来的强大逻辑能力，其使得人工智能基于数据发现新的科学理论成为可能。一种方式是大语言模型去替代人类科学实践活动中各个环节的工作，包括理论假说的生成、理论演绎、数据分析以及科学观察和实验的设计；另一种更加基础的方式是直接基于科学数据构建生成模型。最后其总结道，大语言模型应用到科学发现的实践已经开始，并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科学研究范式。

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赵俊海副教授在题为“科学-实业专家体系：圣西门的科技专家制”的报告中，主要讨论了科学-实业专家体系的产生背景、建构方式、两委、目的、适用区域、信仰保障、三重逻辑（科学主义、工业主义、历史进步论与历史决定论），高度肯定圣西门的高尚人格与崇高人生目标，认为圣西门是科技专家制的重要奠基人，但其关于未来的美好设想缺少制度细节的安排。

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健民讲师从集体意向性角度入手，分析了社会制度创立与运行的逻辑结构，阐释了塞尔与图梅勒的集体接受理论之争，认为理解制度的本质是科技伦理治理中重要的哲学主题。

科技伦理治理分论坛

“科技审度与科技伦理治理高端论坛”分论坛二“科技伦理治理”，由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滕菲和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技文化与科技伦理治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冬香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王小伟副教授首先作了题为“道德物化的科技伦理进路及其治理体系”的报告。他指出，所谓道德物化，简言之，就是把道德通过物来实现出来。实际上，是把技术道德化，不是把道德物化。他认为，目前的科技伦理研究应该关注三个问题：一是将科学技术看作直接的生产力；二是要特别关注科技的异化问题；三是“科技审度观”强调科学技术在人的解放中应扮演积极作用。他强调说，马克思的科技观重视考察科技系统在生产环节的作用，科技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基于科技审度视野下的“道德物化”，科技伦理治理应警惕资本与科技人员可能出现共谋，警惕科技变成一种异化力量，深入研究当代科技活动和资本主义生产逻辑之间的关系，澄清在生产环节中科技系统是否物化了异化人的价值。

河北北方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李振良教授在题为“建立科技与人文融合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报告中，引用了邱仁宗、翟晓梅等专家对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评价，分析了目前国内科技伦理研究和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包括一是在应用伦理学中，伦理研究成为“解题”活动，“原则主义”受到批判甚至摒弃；二是在伦理审查实践中采用“一事一议”，“少数服从多数”导向“一事一则”；三是技术专家成为伦理学术共同体的主体；四是伦理学家中“技术派”占主导地位，垄断话语权现象值得警惕。他强调，好的伦理治理要保持科技与人文之间的张力。树立科技发展与人类尊严融合的伦理治理理念，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融合的伦理审查机制，构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的伦理教育体系，营造创新优先与尊重自主融合的伦理政策环境。

天津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陈印政副教授在“中国近代工程伦理发展的历史考察”报告中对中国近代工程伦理的发展进程及工程伦理思想演变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他首先界定了工程师职业伦理的定义，并在此视角下梳理了民国时期中华工程师学会到中国工程师学会时期所颁布的各类伦理准则和法律条文，提出早期的工程师伦理准则都是“参照他国先例”制订的。他对工程伦理思想演变的特点分析说，中国早期工程师职业伦理的制定，与土木工程师的占比较大密切相关；中国规则的制定，是在吸收、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向前发展的；民国初期，中国工程师虽没有成文的伦理规则，但工程师已认识到自己在工程职业中的重要角色以及职业伦理的核心价值，体现出由“职业忠诚”向“专家治国”的转变。职业伦理思想的演变，反映出中国工程师不断成长的过程，同时体现出争取职业话语权的不懈努力。

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朱冬香副研究员在“‘双减’背景下北京公办校外机构做好科学教育加法的优化策略”报告中，介绍了其在“双减”背景下对北京公办校外机构的研究情况。她指出，公办校外机构是由政府出资创建，为学生提供校外教育服务的机构，主要包括少年宫、科技馆、青少年活动中心、青少年科技中心、青少年素质教育基地等在内的公办综合校外教育机构。“双减”背景下北京公办校外机构做好科学教育加法面临诸多现实困境，表现为供给主体亟需优化、教育体系有待完善、教育质量有待提升和供给机制有待协同。她还提出要构建多元化供给主体协同参与格局、构建多层次科学课程体系、整合校外科学教育资源、丰富科学教育活动形式和手段和完善科技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等优化策略。

科学出版社策划编辑刘红晋在“科技出版的时效性和人工智能挑战”报告中，讨论了科技出版的特点以及人工智能对科技出版带来的挑战。他指出，科技出版有时效性、利他性和多元性的特点。时效性体现在决定著作权（发明权）归属的学术声望、职业发展和成果转化。利他性体现在发表过程的非营利性，即成果内容公开、转化机会公开、应用领域开放等。多元性体现在对同一主题的研究不设单极的严格监管，即研究方向多元、发表渠道多元。人工智能对科技出版的挑战表现在研究阶段、发表阶段以及传播和应用阶段。

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赵静以自动驾驶汽车为例，分析了司法裁判的算法化难题及其伦理规制。她指出，学者们近年来开始讨论是否有可能以算法的形式重构法律论证的过程，这对司法判决提出了新挑战。司法判决有两种逻辑模型。一种是建立在算法模型的大数据预测与机器深度学习能力之上；另一种是三段论模型，用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再现裁判过程。她认为，司法裁判行为作为“意义理解”的包含价值判断的行为与作为“二元代码运算”的算法决策运作之间存在本质差异。她以自动驾驶中算法的“电车难题”为例，探讨了伦理规制的问题。认为伦理植入算法所面临着文化共识、伦理、价值共识、价值独断主义的危险（价值的暴政）等问题。

首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李曈以20世纪初欧美优生运动为例，讨论了人口技术的伦理困境。她分析了人口技术的应用现状以及其在生物学和伦理学上的双重谬误，强调人们应该反思这场由现代科学引发的大屠杀，需要思考如何确保“科学”理论的“科学”性。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孙瑞璇分享了“ChatGPT应用之下人机交流能否走向‘社会认知’”的研究。她简述了ChatGPT生成内容的机制及判断，说明了ChatGPT设计的“预测加工”观点嵌合的特点，并用双向探测实验分析了认知形成的过程，认为人机交流是参与式意义建构的背离。ChatGPT对语义的理解，并不等同于实际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相互理解。

下午5点左右，两个分论坛的专题报告相继结束。与会者围绕“科技审度与科技伦理治理”主题进行了热烈地交流互动，本次高端论坛在平和、理性的学术争鸣中圆满结束（供稿：市科协智库基地秘书、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白鹏飞；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陆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