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4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科学技术哲学教研室、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和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共同主办的“博士生科学与逻辑方法论大讲堂”在国学馆226教室和线上会议室如期举行。本次讲座由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建红主讲，演讲题目为《中西科技文化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滕菲讲师主持了本次讲座。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青年学者们在线下和线上共同参与讨论与互动。

潘老师首先介绍了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及其向外传播的历程。造纸术的发明早于东汉，经蔡伦改进，之后广泛传播到越南、朝鲜、日本、印度以及欧洲各地。毕昇的活字印刷术一经问世，也很快便传到欧洲，在1450年，经德意志人古腾堡的改良，使其在西方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火药最初由中国古代的炼丹家发明，之后向西一路传至欧洲，成为征服和殖民的利器。中国指南针的发明更是促进了欧洲冒险家的远洋航行，迎来了地理大发现时代。这些发明虽然都早于欧洲，但它们在中国几乎处于应用的停滞状态，到了欧洲才真正变为“有用的东西”。

“科技文化”概念何以成立？潘老师认为，科技和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科技作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知识体系，属于文化的范畴。科技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以不同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法、行为方式与生活方式等。科技文化主要包含三个层面：器物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科技和其他形式的文化因素，构成了人类伟大文化宝库，需从文化整体上去认识科技，用科技文化的观点研究科技。 

潘老师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中西科技文化进行了比较：

首先，在中西科技文化的目标方面，主要表现为天人合一与二元对立差异。中国古代将“天人合一”作为事物发展的最高境界，也是人们对事物孜孜不倦追求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周礼中的神人相通思想、周易中的天人同构模式，均被视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根源。西方早期虽然也曾出现过人与自然混沌一体的认识，但随着文明发展，逐渐形成了人与自然分离的哲学认识，确立了一个物我分离、主客二分的二元世界。

其次，在中西科技文化的方法方面，中国讲究一种直觉形象的方法，西方追求一套逻辑推理的方法。前者重形象、重体验、重直觉；强调思维的直觉性和意会性。因此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是非逻辑的、非抽象的，更多的是靠直觉和领悟去把握世界。后者力求逻辑推理的严密性和清晰性，便于人们理解和掌握，能够使经验和技能转化为利于交流和传授的确定性知识。二者都存在着各自的优缺点，需要相互补充。

再次，在中西科技文化的思维方面，中国重实践理性，西方重抽象理性。中国哲学的目标在于回答“怎么样”，关心物的功用，轻理论，重实用。实践原则容易导致中国文化的急功近利和极强的世俗功利心态。西方哲学沉迷于追求抽象的物质本性，回答“是什么”，使得抽象理性成为西方文化思维的特点。而西方正是通过抽象分析来构造模型，再通过相应实验，建立科学理论，发展出较为完整的近代实验科学。 

最后，潘老师对当代中国科技文化发展转型问题进行了反思。他认为，西方近代科技文化奠基于近代科技发展之中，科技文化的发展相对比较顺利。由于存在各种复杂的情势，中国近代科技文化落后，传统文化还曾对抗着西方的科技文化，类似西方科技文化的发展转型显得非常的艰难。当代中国的科技文化在形式、目的及内容等方面呈现出独特的规律与路径。转型过程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科技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互动；2）倡导科技文化走向创新文化；3）从整体上推进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 

整场讲座内容丰富，逻辑清晰，视野开阔，引经据典，反映出潘老师相当深厚的学术功底。滕菲老师进行简要总结之后，潘老师还和现场师生就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科技与文化的边界、科学精神的培育、中西方科技文化融合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和细致回应。至此本次讲座圆满结束。（供稿：人大科哲博士生  彭家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