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7日-7月21日，国际著名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教授以线上形式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师生带来了《思考人类文明的末日：启示录哲学》”(Thinking about the Unthinkable: Apocalyptic Philosophy）暑期课程。来自全校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49名同学选修了本课程。从1945年第一次原子弹爆炸开始，人们对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以及人类活动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日益关注。因此，我们必须要对人类文明的灾难性毁灭这一不堪设想的可能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

米切姆教授认为，存在性风险与全球化密不可分。如果某种存在性风险不是全球性的，那么就不能称得上真正的存在性风险。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的全球化是如今存在性危机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原因。其次，风险（risk）一词最初出现在经济学领域，大航海时代海上航线面临的不可知的危险让人们意识到了“风险”的存在。但直到二十世纪中叶，“风险”才真正获得了伦理学的关切。

米切姆教授指出，全球存在性风险概念的出现有两个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原子弹，其次是化学污染。关于原子弹，工程师和欧洲哲学家（尤其是伯特兰·罗素和京特·安德斯）在提高人们对核武器构成的全球存在性风险的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化学环境污染方面，保育生物学家和环境科学家（尤其是瑞秋·卡森）起到了主要作用。对于全球存在性风险的认识和回应在科幻电影、科幻小说等文化体裁中时常出现，不过大多数人，包括哲学家，都忽视了全球存在性风险，而倾向于关注局部的、非存在性的风险。

随后米切姆教授带领同学们仔细研读了不同哲学家、科学家的文本。像京特·安德斯（Gunther Anders）、马丁·里斯（Martin Rees）、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和托比·奥尔德（Toby Ord）这些不同的思想家都认为，人类力量存在着质的（而不仅仅是量的）扩张，这让人类进入了一种新的存在状态。但他们对全球存在性风险的概念、类型、证据等方面看法不同。哲学家对全球存在性风险有两种不同的回应：相信技术的哲学和批判技术的哲学，前者常常从环境压力的视角切入，从工程设计出发进行辩护（认识论和本体论哲学），而后者常常以核战争的镜头看待全球存在性风险，并认为伦理-政治的反应是必要的。

接下来课程介绍了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为挽救人类文明而做的努力。自2000年以来，世界上出现了一些以研究全球存在性风险为目标的哲学研究中心，如牛津大学未来人类研究所。1987-1989年间，联合国制定了《蒙特利尔议定书》，以避免工业产品中的氟氯碳化物继续危害地球臭氧层。类似的努力还有1963年的《有限禁止核试验条约》、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1996年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些努力或多或少地都是基于以下两种原则：（1）预防原则：将证明技术安全的举证责任推给创新者，而不是让批评者证明技术危险；（2）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各国可以共同分担风险，但应对这些风险的责任在类型与程度上有所不同。

最后，米切姆教授鼓励同学们思考是否存在“具有中国特色的风险”。一些同学认为，历史与现实中外国势力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的攻击与侵略是中国面临的风险；人口增长、土地荒漠化、极端天气等问题也具有一定的地域特点。但同学们认为，面对全球性风险，我们至少可以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回应：首先，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国人具有克服危机的自信；其次，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具有相当的社会凝聚力；第三，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更快完成社会动员，同时也可以对社会进行长远规划；第四，当前中国人对待技术的态度较为积极，相信技术的发展能够帮助克服危机；最后，中国人特有的对于“天下”而不是仅仅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关注能够让中国人的目光更为长远，更好地应对全球存在性风险。

人大哲学院入选首批教育部基础学科人文学科拔尖2.0学生培养基地，入选全国首批“强基计划”。2021年7月21日，作为人民大学哲学拔尖基地系列活动之一，学校邀请米切姆教授在全国拔尖基地“线上书院”举办了“新存在主义：人类世中的萨特和（The New Existentialism: Sartre in the Anthropocene）讲座，作为暑期小学期课程的示范讲演。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在欧洲发展起来的经典存在主义关注的是脱离束缚的自我的风险、焦虑和渴望，以及对个体化、非社会化主体性自我创造的需要。它不仅是对传统哲学的反叛，也是对传统社会的反抗。个人主义社会本体论认为个人比家庭、文化、想象、社区和社会更真实。这种个人主义、自由意志主义的个体自然地、主观地不满并寻求解构所有社会实在，以支持他们自己的个人自我创造的真实性。但是现在我们的不满不应局限于社会，也要聚焦于自然环境。自然环境现在已经不能给予哲人慰藉，而是成为了风险本身。因此，我们需要一种面向环境的存在主义。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这种新的面向客体的存在主义出现了，它被米切姆教授称为“风险存在主义”（riskialism）。它关注人类世的风险、担忧和抱负，在工程背景下再现了其前身的一些问题。面向客体（环境）的存在主义认为物理世界、外部环境不再是给定的、不变的，而是被我们有意或无意设计出来的。而风险也从主体性转移到了客体性：全球性灾难这种客观存在的风险。面对这些风险，哲学家、科学家从信任技术与批判技术两个角度给出了回应。

随着精彩讲座的结束，米切姆教授本次暑期小学期系列课程也顺利结课了。对于人类的存在性风险的思考是一种困难的哲学思考，这不仅是因为它像所有的哲学思考一样，没有现实利益、常常以一种抽象的方式进行，更重要的是，它所要考虑的对象很难想象，并且人们倾向于避免和否认。但是新冠大流行无疑在提示着我们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着共同的危机，对全球存在性风险的哲学反思正当其时。

（供稿：人大科哲博士生李尉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