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日星期三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科哲教研室、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和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办的“当代科学技术哲学前沿系列讲座”在公教二楼2411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由首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李曈讲师主讲，主题为：人择的局限：优生学思想演变与理论困境。科技哲学教研室主任马建波副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评议人为刘永谋教授与滕菲老师。讲座现场气氛热烈，老师和同学们都收获良多。

李曈老师首先介绍了优生学所依赖的科学基础：进化论。达尔文进化论提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其中优生学的创立者、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就试图以优生学主导人类选择的过程，他认为成功人士的特征来自“生育而非养育”，可以而且应该通过控制生育来改善人口质量。达尔文在提出进化论时所采用的是逻辑论证的方法，而高尔顿在提出优生学时为了让自己的学科更加站得住脚，使用了统计学这一更“科学”的手法来进行论证。他和统计学家皮尔逊一起发扬了回归、相关性、卡方检验等统计学术语和方法，认为许多人类的能力都符合正态分布。但实际上优生学的统计学抽样、计量等过程都渗透了调查者的偏见。

20世纪30-40年代，统计学方法统一了遗传科学和进化论，形成了现代综合进化论，或称新达尔文主义。现代综合论涉及进化论相关的多数生物学分支学科，以群体遗传学为方法论基础，用统计学的语言对上述学科重新做了系统说明，为优生学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各国相继开展了优生学运动。费希尔等英国优生学协会成立了优生绝育合法化委员会，他的统计学分析基于美国优生学家提供的数据，宣称该数据表明了智力障碍的遗传程度。优生学运动尤其是在纳粹德国的实践中达到顶峰，并造成了严重后果。

在讲解时，李曈老师还穿插介绍了进化论与优生学在传入中国时的情况。进化论最早在严复笔下变成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世道必进，后胜于今”，但他其实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时的政治需要出发，将赫胥黎的与斯宾塞的观点结合起来，改变了赫胥黎的原意。而优生学传入中国时其内涵也发生了改变，虽然它没有欧洲人的那种种族主义，但是我国优生学家潘光旦也提出了以“社会身份、社会价值”为基础的优生学，带有儒家文化中的一些偏见。不过，潘光旦的思想并没有在实践层面产生太大影响，中国后来的优生优育政策与此时的优生学存在较大区别。

最后，李曈老师对优生学的科学与哲学基础进行了探讨。随着经典优生学发展为分子遗传学，优生学也从经典优生学尝试转向为更为注重分子层面而非群体层面的新优生学。本世纪初，人类基因组计划对人类的约33亿个碱基对进行了测序，但意外发现人类全部基因序列中98.8%都是非编码DNA。在后基因组时代，表观遗传学等研究领域的出现甚至导致基因的概念可能发生改变，因此优生学中的基因决定论倾向也将受到冲击。此外，优生学也面临着伦理困境：1）在决定何为更“好”的遗传物质时，是否可能避免偏见？2）在决定何为更“好”的遗传物质之后，是否可能避免不公与歧视？这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讲座以赫胥黎的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为结语：“不能指望人类有足够的智力挑选最适宜生存的人。”

随后评议人针对发言人的观点进行了评议。刘永谋老师从优生学消极积极的两面性、优生学作为科学理论的“是”和社会治理的“应当”之间的转译问题、优生学和生命政治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评价。滕菲老师指出优生学与伦理学关系密切，我们已经放弃了许多优生学实践，但优生思想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中。王薇博士指出优生学和中国的优生优育之间的区别，前者是对整个人种的改善，后者是帮助父母生出健康的孩子。有同学问道：进化论理论本身是否支持优生学？能否确定一些优生学实践的原则？对此，李曈老师指出，在达尔文本人那里，进化论不能自动推出优生学。自然选择中的自然本身也会因为人的行为而改变，这就导致优生学所谓“进化优势”的标准随时发生着变化。其次，新达尔文主义本身也并非进化论的唯一解释，如林恩·马古利斯等人的共生进化对自然选择论提出了挑战。至于实践层面，有极少数孟德尔式单基因遗传病、染色体异常疾病是可以进行筛检的，例如唐氏综合征，目前大部分国家仅允许生殖技术在该范围内应用，这与过去的优生学也是非常不同的。

至此，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供稿：人大科哲博士生李尉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