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是一个既有历史厚度，又有思考深度的大问题。2019年11月30日北京初冬喜降瑞雪，围绕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刘大椿主持完成的两本著作《西学东渐》和《师夷长技》召开了全国性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38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哲学、历史、宗教、文化等领域的7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技哲学史专业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协办。在开幕式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郝立新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秘书长董春雨教授、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李建军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主任杨宗元以及刘大椿教授先后致辞。开幕式由人民大学哲学院科技哲学教研室主任刘劲杨教授主持。 

郝立新院长认为《西学东渐》与《师夷长技》两本著作中不仅有对于李约瑟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也有对当今中国科技崛起之背景，以及现当代科技转型的深刻思考。他高度评价了刘大椿教授及其学术团队，这两本书无疑是科技哲学、科学与技术发展史研究的一个精品。欢迎前来参会的学者通过这场研讨发现其中更多的价值。董春雨教授结合刘大椿教授的生平，高度赞赏了刘大椿教授在学术研究和学科推进上的贡献：著作等身，笔耕不辍，既关注着学科前沿问题的研究，又关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方向，长期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事业的组织建设和学科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李建军教授指出刘大椿教授1995年的《新学苦旅》到2019年《西学东渐》和《师夷长技》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科技文化学，从文化的视角和价值的视角探讨其意义。我们今天思考科技转型问题，以及我们科技创新面临着许多瓶颈问题或者深层次的问题，如果能从文化和价值层面去思考会有更多启示。杨宗元主任重点介绍《西学东渐》和《师夷长技》的出版情况以及社会各界对本书的热烈反响，呼吁有更多的学者能关注该主题。刘大椿教授以“一二三四”简短概述了著作的研究思路，即一个主题、两个阶段、三个节点、四个术语。一个主题是西学东渐与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两个阶段分别指1583-1840年的明末清初阶段以及1840-1949年晚清民国阶段；三个节点是指1583年利玛窦等来到中国、1700年前后康熙晚期科学观转变、1860年国人自发的自强运动；四个术语从历史的横轴提炼出四个关键词——平行发展、西学东渐、西学东源、师夷长技的论点。

会议包括两场主旨报告和两场研讨报告：主旨报告分别由清华大学杨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林坚教授、山西大学张培富教授、中国农业大学李建军教授主持。研讨报告分别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王伯鲁教授、西南大学邱德胜教授、辽宁工业大学艾志强教授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徐治立教授主持。这四场高水平的研讨围绕“西学东渐与近现代科技转型”展开了热烈的研讨，可概括为如下议题。

一、西学东渐与史学新观念

对西学东渐的研究会带来新的史学观念。全球化是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各地近现代发展的整体趋势，当时各地域之间贸易、文化、传教等多形式的交流频繁。对中国近现代的科技史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单个的历史史料研究当中，而应当从全球史视野去重构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背景，能带来新的发现和启示。中国科学院大学韩琦教授、中国社科院刘国鹏教授和中国科学院刘益东教授进行了探讨。

全球史视野是指跨越宗教、语言、地域等界限探讨世界历史的发展，强调从思想和技术的传播来研究各个国家之间互动的一些联系，以及人与物之间相互交往。韩琦教授从全球史的视野对康熙时代的科学传播进行探讨。康熙在位60多年是中外交流最为频繁的时期，荷兰、葡萄牙、俄国、罗马教廷曾派遣使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也派遣“国王数学家”来华。出于“用其技艺”的目的，康熙皇帝在宫廷聘用了很多传教士，不仅编制历算著作，在技术方面交流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包括火器、玻璃和珐琅技术。刘国鹏教授则从全球化的事实、知识和心理——晚明至晚清中华帝国面对西学冲击的认知与反馈机制进行阐述。15世纪全球化的影响下，当时中华帝国基于在政治上的朝贡体系和文化上的华夷之辩总体表现为被动接受下的反馈，进而呈现出两种文明系统以及两种普世价值中的较量。

传统的史学研究容易陷入“散点与孤线”的研究困境，似乎需要从以史为鉴转向资源史学，尽力盘活历史资源。刘益东教授结合《西学东渐》和《师夷长技》这两本著作，讨论了其在科技史研究上的方法论启示。他以《师夷长技》中关于自强运动（洋务运动）的阐述为例，通过与人教社1993、2003和台湾1987年三种历史教科书中相应内容的对比，凸显刘大椿先生以科技转型角度进行历史研究的深刻全面，更加富于启迪。《西学东渐》《师夷长技》成功盘活历史资源，有力地支持科技的未来发展，开启了资源史学这一全新的史学研究方法。 

二、西学东渐与东西文化交流

西学东渐的过程也是东西文化交融的历程。参与研讨的有：中国社科院的周伟驰教授、段伟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聂敏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林坚编审、马建波副教授、山东财经大学王静讲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王薇等。

在西学东渐中的东西方交流中，传教士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周伟驰教授在主旨报告中阐述了晚清新教传教士的科技观。他认为西方宗教的三大世界观，到千禧年主义影响下早期新教传教士来华的思想背景是极为强调宗教虔诚的“大觉醒运动”。面对中国的传统习俗，晚清传教士采取在传教中同时传播科学知识的策略，以破除迷信，以至于当时来华的传教士多认为科学和基督教信仰并不矛盾，认为科技所揭示的世界正显示了上帝创造的美妙。结合了费修信《雷神辨》、林乐知的“三伦说”、米怜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等诸多史料从西方宗教本身探讨了当时的西学东渐活动。林坚教授在对18世纪西洋传教士与东西文化传播考察中，指出“西学东渐”的同时伴随着“东学西渐”，在这一相互过程中，传教士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建波副教授则强调应从交流主体、沟通方式、传播媒介以及传播影响四个方面对这段历史的性质进行辨析和准确定位，并认为应注意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不仅仅是传教士。王薇探讨了16-17世纪的西医东渐与中医西传的东西交流。16-17世纪东西医学交流是尚未掺杂过多社会、政治与文化因素的较为纯粹的交流，对今天的医学发展有所启示。

伴随西学东渐过程，如何理解西学对社会变革的影响？从科技体制与社会制度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观察第一波西学东渐的特殊历史过程，我们将对其中发生的种种历史事件的原因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聂敏里教授在主旨报告中讨论了西学东渐与两种社会变革模式的重叠与交织：一种是前现代的社会周期性变革模式，另一种是现代的社会加速增长模式。由于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变革模式在第一波西学东渐过程中基于特殊历史原因的曲线叠加，才造成了无论是在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明末知识阶层那里、还是在以康熙帝为代表的清初知识阶层那里或隐或显的“西学东源”的立场和主张，并且最终造成了在制度层面上中国错失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历史机遇。王静讲师作了题为“晚明‘经世致用’内涵的革新与突破”的报告。她认为“经世致用”作为儒学精神特质，在晚明时因与西方科学互动而有重大革新与突破，不仅是儒学自身发展的逻辑要求还在于西方科学知识、方法、精神的不断融入。

对于东西文化交流，段伟文教授在主旨报告中提出了独特的思考视角：“居间人”的互接受性运作。“居间人”就是在联结中国与世界以及科技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都发挥了作用的关键人物。从西学东渐到师夷长技乃至整个中国现当代的科技转型的过程中，“居间人”极大地促成了科技转型过程中科技与各地因素的互接受性。对这一时期“居间人”扮演的角色、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发展局限进行探讨，有助于侧显中国科技转型进程中的科技-政治牢结及科技-文化纽结的基本脉络，进而揆度中国科技未来之可能路向与迷思。

三、西学东渐中的历史文本与人物

从1583年到1949年，中西方科技文化交融下涌现出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大量的科学译著以及中西方融合的科学技术，对当时的中国和西方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参与该议题研讨的有北京大学张大庆教授、山西大学高策教授、东华大学杨小明教授、山西大学赵云波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郑云艳讲师以及复旦大学朱梦中、清华大学戴碧云、陕西师范大学孙宜孔、中国人民大学雷环捷、湘潭大学伊纪民等几位博硕生。

《钦定格体全录》是康熙钦定翻译1677年出版Thomas Bartolin的人体解剖学。张大庆教授在主旨报告中介绍了对《钦定格体全录》的翻译以及传播的再考察。对照了研究者曾提及的多部解剖著作，进一步明确《周身血脉图》的参考底本，并讨论了该文本的影响和价值。张教授并提出我们当下需要对这本书的书名的研究、内容转变的研究、不同版本间的比较以及书的流传与影响都值得我们进一步考察与深思。郑云艳讲师考证了《四库全书总目》所录著的真正属于泰西人的著述，认为中、西关系探源需从这些作品的作者身份出发考究，中西学者对“西学”看法的区别须引起重视。赵云波副教授分析了史料《格致书院课艺》中的“西方科学史”内容及当时国人对“西方科学史”的认知及知识来源，认为其在科学史的科学传播中，特别是提升非科学家群体科学素养及科学后发国科学本土化过程中起到作用。朱梦中阐述了江南制造局兵学译著《行军指要》一书在中西方的不同“遭遇”，可称为“南橘北枳”。他认为其反映了近代中西兵学发展的不同脉络，有益于重新思考“西学东渐”这一进程。

对西学东渐中的文献、人物、事件的再考察，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这段历史时期，也对我们当下科技社会的发展有所启示。杨小明教授在主旨报告中讲述了中西文化冲突下的安清翘。安清翘是清中期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和杰出的科学家，独立于牛顿之外发现了岁差的成因，又在朱熹理学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理数合一”的“矩”哲学，特别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对清代官学正统的“西学东源说”大胆质疑。研究发现，安清翘不满西学优越于中学，并力图从中学走出一条新的汇通超胜的道路，又走向中国传统科学，但殊途同归，最终失败。伊纪民阐述了曾纪泽对“西学”认识的演变进程，指出其思想演变呈现“西用”观冲击“中体”观及“中体”观限制“西用”观的特征。雷环捷认为利玛窦传教士在中国的早期形象可归为西僧、西儒、西夷和西妖等四类。这种形象变迁反映出从夷夏到中西、从封闭到开放的思想观念转型，构成更为宏大的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科学家是如何看待西学东渐？高策教授在主旨报告中论述了杨振宁对西学东渐的认识。杨振宁先生出生于1922年处于中国“师夷长技”的时期，他本身就是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他在其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的研究和讲话中，多次提到了对于西学东渐的看法。杨振宁对中国科技发展、经济发展、工业发展以及社会整体发展的预言都是基于这一西学东渐的背景。可以说杨振宁对西学东渐的看法是前瞻性的为中国政府和社会提出决策型的或者战略性的思考和建议。

西学东渐伴随着近现代科学工作的推进。戴碧云从科学史料出发指出卫匡国和基歇尔并未利用地磁偏角测定经度，但该技术简化了经度的重复性测量，是指南针技术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安烁羽详尽阐述了康熙的测绘制图工作，认为此举不仅促进了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同时也巩固了皇权并开辟了边疆治理的新格局。孙宜孔梳理了“西医东渐”运动中西医间关于血液运行理论的不同阐释，认为其不仅反映了中西医哲学思想的差异，也成为反思中国医学发展史的“检查点”。

四、反思近现代科技转型

西学东渐以来，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经历了的曲折和艰辛历程，从平行发展到落后挨打，从西学东源到师夷长技。参加了研讨的专家有：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王伯鲁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徐治立教授、天津行政学院凃明君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戴吾三教授、西南大学邱德胜教授、东南大学讲师黄婷、清华大学陆伊骊助理教授、上饶师范学院吴晓东讲师、河南中医药大学刘召顺讲师以及东北师范大学汲长伟、山东师范大学周雪健等几位博硕生。

如何恰当看待和描述近现代科技的发展历史？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大致经历了曲折历程、劫后余思、艰难选择这三个阶段。刘孝廷教授在主旨报告中把这些发展阶段科学概括为：“传教士科学”、“洋务科学”、“唯科学主义”、“救亡科学”、“双料科学”纷纷登上中国科学发展的舞台。当下如何重建科学的崇高性，让科学成为科学？他认为，未来中国科学发展存在“纯粹的科学”、“精神的科学”以及“社会的科学”三种可能性，并提供给我们两条特殊的线索分析。凃明君教授讨论了自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间中国程式观念现代转型的起步，认为甲午战争见证了以天理次序程式观学习西方程式的失败。黄婷讲师在民国“农工之争”历程的基础上，提出民国科技转型在该争论中呈现出哲学理念、认识与实践、表面与实际的“三重错位”的“科技”形象。

不少学者还对具体的近代科技发展进行了深入考察。邱德胜教授通过对古代刻漏史料的梳理，他认为明朝帝王的抵制、西洋钟表的冲击、时间观念的转变、刻漏技术本身的局限和依附性是中国古代刻漏最终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周雪健横向比较了近代航运技术的演化，指出企业因素是中国近代科技转型无法实现独立的重要技术外部解释之一。汲长伟结合相关史料，指出呼海铁路的筹议筹建契合了特殊的历史语境与时代要求，呈现出设想论证、多方博弈、自筹自建的历史面相。陆伊骊博士探讨中国近现代第一个海洋生物实验站的所建历史。结合相关科学史料分析，她认为厦门大学和在厦门发现的文昌鱼渔场以及留美生物学家的跨国主为中国近代海洋生物学科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师夷长技催生着中国近现代科技的转型，也引发学者展开了当下中国科技转型问题的研讨。戴吾三教授认为师夷长技催生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启动了中国的四次工业化与时代变革，科技与工业的“引进—模仿—创新—输出”模式，启发我们做科技大历史研究，也可作为“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科技转型”的后续研究。同时提出了中国走向未来及全世界的思考：为什么要转型？转型何时结束？王伯鲁教授指出当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仍呈现基础科学薄弱、工程技术强盛的“跛足”状态，这可视为现代版的李约瑟难题。导致该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学以致用的文化基因、资本的选择与市场经济体制不利于基础科学的发展，同时也包括文化、教育等其他因素。徐治立教授认为新中国以来的科技政策理念体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特征与“持续创新”主线，其中存在“学习西方”与“自力更生”交织的复杂机制。刘召顺讲师结合对民国“废中医”的争论分析，他认为中医是拥有自己范式的科学，但其本身范式面临严重危机，科学共同体在西方现代医学与传统中医间难以达成统一，遭遇转型困境。吴晓东讲师认为目前中国的科技发展迎来转型时期，已逐渐从追赶者成为领跑者，应获得与其自身实力相匹配的科研话语权，这对中国科技的顺利转型意义重大。

研讨总结：从西学东渐到师夷长技

会议闭幕式由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刘海波研究员主持，刘大椿教授对本次学术研讨会做出总结，他回述了会议一天的整体概况，并结合著书时的思考提出六个问题：

（1）怎样看待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引进西方科技过程中的贡献与问题？ 1583年第一波西学东渐的进程中，中西方文化开始发生碰撞，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一系列传教士踏上中国版图，他们的到来使得中西方科技平行发展的状态被打破，对引起中国科技转型以及对中国科技转型的促进都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从传教士的文化适应策略以及他们的传播工作来评价他们的贡献，但他们的宗教背景，使得他们在礼仪之争中，对中国苛刻的要求最终使得全面禁教，并提出西学东源的科学观。

（2）如何理解“李约瑟问题”？关于李约瑟问题的讨论，基于1964年，李约瑟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就曾提出：一是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二是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求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的多？第一个问题值得探讨和思考，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产生？从中国的情况出发，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科技革命？科学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都是值得追溯的话题。第二个问题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在明末1583年利玛窦来华之前，中西方的科技文化都没有产生交集，中西方处于不同的两种科技体制规范，中西方的科技发展也各有利弊，很难去断定中西方的科技文明孰优孰劣，应当是处于一种平行发展的状态。

（3）17世纪中国科技转型的可能性问题。对于1583年到1949年这近400年的研究中，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可以分为两波西学东渐的过程。在17世纪第一波西学东渐过程中，崇祯、顺治、康熙皇帝对于传教士的到来都呈现一种宽松的态度，并都表现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喜爱。天文、地理、测算等多领域都取得了发展，以至于在康熙皇帝扩大版图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但随着政权的稳定，进入18世纪中国回到了传统的皇权大一统，康熙晚期到鸦片战争为了巩固统治，全面禁教，闭关锁国，大兴文字狱，导致18世纪中国科技转型的可能性不复存在。

（4）如何看待18世纪乾嘉汉学与“西学中源”？在18世纪中国学界流行一种以乾嘉汉学为代表的复古式考据的学术路径。乾嘉汉学在对中国科学的促进上是有一定作用的，但他们的研究不是对现代科学的延续，而是从文献中去探讨科学，更是一种科技史的研究。以天算大家戴震的《算经十书》为例，对文献的收集有着极大的贡献。晚清时期受皇权专制加强的影响和天主教礼仪之争导致的中国禁教政策的制约，西学的传入与研究呈现出相应的衰退景象。乾嘉学派在皇朝政权的影响下，很大程度上回到了传统的中国科技模式和路径，并加大了中西方科技水平的差距，使得18世纪早期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可能性夭折。

（5）中国近代师夷长技的理念与实践问题。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处于落后挨打的阶段，到1860年国人自发觉醒的自强运动，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1860年自强运动兴起，中国进入到第二波西学东渐的进程。从洋务运动到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改革，再到国民政府时期的现代化运行，中国的科技步入了全新的轨道。1916年中国最早成立，并且最有成效的地质调查所等中国科技转型中的实践活动。此时的中国从教育、科研机构、学术建制化、基础与应用科学的建设等诸多实践活动中完成了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和发展。

（6）中国科技发展的未来与转型问题。近400年的历史轨迹带来诸多的思考和展望，对近现代中国科技转型中出现的问题的讨论及研究，能够推进未来科学哲学、科技史以及诸多学科进一步的研究，并且对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发展都将带来启示。

刘大椿教授希望学界对以上六个问题特别是第六个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与讨论，并对参会所有专家学者表达了诚挚的感谢，期待有更多学者推进这些议题的深入研究。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供稿：刘劲杨、高艺轩、李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