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椿教授的新著《西学东渐》和《师夷长技》在近期相继出版，引起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2019年10月1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凤凰文化网主办的“从西学东渐到师夷长技——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艰辛与启示”新书文化沙龙在北京朝阳大悦城单向街书店（单向空间）举行。出席活动的对谈专家及特邀嘉宾有中国人民大学聂敏里教授、中国科学院刘益东研究员、北京大学张大庆教授、清华大学杨舰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参与活动的还有约百名北京与各地专程赶来的老师、学生和读者，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

刘大椿教授首先向大家介绍了两部著作的缘起和主旨。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转型也可以通俗地称为“西学东渐”过程。人大科哲团队持续四五年倾注心力，想要运用历史和哲学的双重视角为广大读者呈现从传统科技转变为近现代科技的故事。这个故事从1583年持续至1949年，可分为两波：第一波西学东渐开始于明末清初，因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而推动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但清朝中叶“西学东源”逐渐取代“西学东渐”而成为官方认定的主流，使中国失去了通过继续吸纳西方近代科技来实现科技转型的机遇；第二波西学东渐发生于晚清和民国时期，自觉技不如人而师夷长技是这个时期的主线。经过一百多年锲而不舍的努力，虽然历尽艰辛曲折，中国的科技和教育体制终于基本实现了与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体制并轨。

在对谈环节中，刘益东研究员立足于科技史研究领域，从选取视角、谋篇布局、史哲结合、学艺结合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评价。他认为两部著作的研究主题很有意义，成功克服了相当的研究难度而达到新的高度，兼具故事性、学术性和启发性。聂敏里教授认为，该项研究成果在复杂纷繁的事物和材料中抓住了关键点，融合了史料搜集与整理、断代的深入研究和理论层面的思考，亦具有立体的层次结构，体现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国现代科技体制的建立、西学东渐史、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历史性细节的刻画等五个方面。

随后，刘大椿教授回应了主持人提出的当代如何看待科学的问题。西学东渐和师夷长技的过程中的确会引发很多问题并影响至今，但通过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也能在其中觅得一些答案。比如可以促进对“李约瑟问题”的理解，中国和西方原本各自有科学传统，因而实际上无法相互比较。需要从耶稣会士东来说起，中西双方产生交集且使当时的中国获得发生科学革命的一定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由于清代中叶“西学东源”后来居上而破灭。乾嘉学派虽然有许多贡献，但其所做并不属于近现代科学的路子，而是用做经学的方式。直到以魏源、李鸿章和郭嵩焘为代表的近代中国人引领师夷长技，才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科学传统而逐渐融入世界潮流。

在点评环节中，张大庆教授认为，与当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相比，对于科学技术的研究相对滞后。两部著作不仅可以有效弥补不足，而且将科技转型放置于社会转型中进行探讨，体现了一种大历史观。从书中康熙帝与西学的案例可看出皇帝个人取向的重要影响，表明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并非简单被动的“冲击-反应”，而是更为复杂的有选择的接受过程。杨舰教授追溯近代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历程，认为两部著作相比前人研究的可贵之处在于具有完整的框架。科技转型不仅是过去的历史，而且与现实密切相关。整体文本反映出中国长期存在着两股基本力量：面临的外来压力、反抗压力而形成的自身努力。两者始终相互联系，而且时至今日仍然持续影响着我们。譬如美国学习欧洲和日本学习美国，都不是完全复制而是有选择的，这对于今天我们如何学习借鉴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依然极富启示性。刘孝廷教授认为，作者经过长期积累和思考，以深厚积淀完成从零散到系统的转变，克服了历史研究“远易近难”的困难，从而成功驾驭住重大、严肃的主题。两部著作具有全球视野与现代意识、比较的历史与审度的目光、由哲入史与由史返哲等鲜明特点。他还结合科学发展的现实动力、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对待外来文明的态度、科技健康发展的外部环境等话题分享了自身的阅读见解。

在提问环节中，几位嘉宾耐心细致地回答了现场听众所感兴趣的问题，如科技与政治、原始创新能力、中西科技体制比较、技术是否中立等。刘大椿教授还欣然应读者们的要求为新著进行了签售。本次新书文化沙龙活动在全场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供稿：人大科哲 雷环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