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1日下午，“逻辑与形而上学工作坊”第十二期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500会议室举行。本期工作坊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永谋教授作题为“技术治理理论”的学术报告。逻辑学教研室余俊伟教授主持了本次工作坊。同时本期工作坊还邀请了清华大学王巍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段伟文教授、外国哲学教研室聂敏里教授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罗骞教授为本次报告的评议人，科技哲学教研室刘劲杨教授、北京理工大学范春萍编审、清华大学王程韡副教授、中国自然科学史所高璐副教授、北京大学曾自卫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刘洁副教授和滕菲博士后等20多人参加了讲座。

在过去的几年中，刘永谋教授尝试从STS（Science & Technology Studies）的角度建构一套技术治理理论，对技术治理现象予以某种框架性的诠释，以此为基础探讨将之引导到有益方向的可能性。此次讲座，刘永谋教授总结了他已经完成的研究成果。他首先指出，在21世纪之交，将现代科技成果运用于社会治理活动当中的技术治理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当代社会已经成为技术治理社会。技术治理趋势在智能革命的背景之下突飞猛进，成为了当代社会的一种根本性特征。接下来，他从为什么研究技术治理、如何研究技术治理以及技术治理的理论框架三个问题依次展开讨论，并提纲挈领地指出技术治理理论是一种技术治理的选择、调适和控制理论。

为什么研究技术治理？刘永谋教授认为，技治主义兴起传播全球，并在很多国家掀起了技术治理运动，因此技术治理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尤其在信息化和智能化的趋势之下更为突出。但是，反对技术治理和技治主义的声音不绝于耳。技治主义理论家的缺乏，加之“即学即用、活学活用”的实用主义态度流行，导致中西方建设性的技术治理研究均付诸阙如。学界对待技术治理的态度呈现两极化的特点，要么绝对支持，要么完全反对，不能解释现实中技术治理不断推进的实际情况。此外，当代中国的发展与技术治理也有重要的关系。这些都凸显了技术治理理论建构的重要性。

如何研究技术治理？主讲人的思路是对既有的支持和反对技术治理的思想史资源进行研究，并结合历史上各国典型技术治理运动实践的经验，进而建构一套新的技术治理理论。技术治理的思想史资源涉及了哲学、经济学、公共管理、统计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支持者主要以技术统治论传统、泰勒主义传统、制度经济学传统以及社会统计学传统为主干，并涉及逻辑实证主义、操作主义、行为主义心理学、山达基教等。而反对者主要涉及哲学的批评（包括自由主义者、人文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德主义者）、政治学的批评、敌托邦文艺的批评以及专家阴谋论的批评等。关于技术治理运动的实践研究主要涉及北美技术治理运动、苏联的控制论运动、拉美技术治理运动和民国的技术治理运动。技术治理理论的建构工作要解决三个问题：技术治理的基本原理，所推荐的技术治理理论的要点，若干技术治理的宏观层面战略问题。

最后，主讲人对他的技术治理理论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大致的勾勒。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1.技术治理均坚持“技术治理二原则”。这两个原则是科学运行原则和专家政治原则。技术治理主要运用7大战略措施：社会测量，计划体系，智库体系，科学行政，科学管理，科学城市，综合性大工程。2.现代社会已然成为技术治理社会。这个社会一是已经成为丰裕社会，二是人对自身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科学人的崛起”，人成为治理的对象。但是，存在很多以科学为名的伪技术治理现象。本质上，伪技术治理是对科学的误读。3.技术治理运行模式是待确定的。技术治理的运行模式不是惟一的，而是可以根据不同的历史情境进行一定程度的设计、调整和控制的，原因在于科学论选择、专家权力制度和治理转译均是可以调整的。技术治理的模式选择本质上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4.必须对技术治理的运行进行调控。技术治理必须包容反治理和再治理的机制，在受限和受控中运行，否则系统就会失衡而崩溃。理解反治理的目的不是铲除反治理，而再治理的目标就是以制度设计防范专家权力过大。简单地拒绝技术治理是错误的，也是罔顾现实的。重要的是引导技术治理，兴利除弊。5.技术治理可以作为通过工程师提高社会运行效率的工具。工程师包括自然（科学）工程师和社会工程师。专家与大众的区分也不是绝对的，存在着互动型专家。理想状态是消除文理隔阂，培养通识型工程师。技术治理不等于机器乌托邦，也不必然与民主自由相悖，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将技术治理驯服为服务于更高目标的工具。刘永谋教授支持局部的、渐进式的社会工程，支持温和的技术治理改良，认为技术治理而非终极目标。

在随后的评议环节中，主持人余俊伟教授认为，刘永谋教授非常清晰地阐述了自己的想法，报告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提出了很多有趣的问题。

评议人段伟文教授指出，刘永谋教授对技术治理谱系的审度很有意义，可藉此追问技术的施动与主体性的创制机制。技术实际上是一种装置或框架。人类迄今生产或引入了四大类装置或框架：语言、书写、机器和数据。不无悖谬者，这些装置既是存在论机器又是共相机器，同时具有呈现事实与制造幻象、生成主体和制约主体双重作用。从对主体的技术治理与社会化的主体性的创制的维度来看，主体性不仅仅是被装置所捕捉而被动地呈现出的结果或被动的主体性，更在于主体在反观、拒斥和反抗其被装置所捕捉到的刻板印象的过程中所展示出的能动的主体性。由此可见，主体与其说关乎如何存在（being），毋宁说在乎何以生成（becoming）。换言之，主体的基本自由在于自我调适的可能性，主体性得以创制的前提是使主体具有对可能性保持开放的能力。批判理论等对技术及其工具理性的哲学批判固然揭示了人为技术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如人成为机器的配件乃至专用附属品等，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装置与技术治理所呈现或捕获的主体的实象是否会抑制或窄化主体寻求新的生成方式的可能性？特别值得追问的是，智能机器及其所奉行的“可能的政治”是否会导致绝对剥夺主体对可能性的选择的趋势？而这种趋势会不会进一步导致对行为的可能性的预控，而非对行为意图与实际后果的治理。这种宰制性的技术治理的实象将固化某些可预控的可能性而扼杀其他无限的可能性。有鉴于此，装置应用与技术治理就不再必然沦为海德格尔式的单向座架，而主体则可以通过与装置和装置背后的社会网络的缠斗，以其能动性反过来使装置不断重新架构和迭代更新，这大概是所谓对技术治理的反治理的旨趣所在。

评议人聂敏里教授强调了主讲人报告“反思的平衡”的特点，尤其体现在再治理、伪技术治理等问题的思考中。他认为，刘永谋教授报告中所呈现出来的技术治理理论可以称之为“形而中学”，是一种中层理论的思考。实际上，在对技术治理原理的思考中可以增加更具形而上学性质的问题，这就是对于技术本质问题的思考。聂敏里教授首先概括了有关技术本质思考的两种传统路径，即，技术在本质上是极权主义性质和专制主义性质的，和技术在本质上是中性的或中立的。前者以海德格尔的技术观为代表，但它所导向的实际上恰好是与支持技术治理的机器乌托邦思想相对立的审美乌托邦。在此基础上，聂敏里教授提出了他对技术本质的哲学思考，认为正是在一种“开放的科学”的立场上，与这种科学相结合的技术可以被界定为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由解放的力量。他以在古希腊奴隶制下技术发展的惊人的停滞这一历史事实为例，说明了专制政治在本质上是反技术、反文明的，它必然导致社会的野蛮化。从而，这就证明了技术在本质上不可能是极权主义性质的，恰恰相反，人类作为技术性的存在的每一次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必然同时是旧的封闭性的力量的被消解和新的可能性空间的被打开。而自由的本质恰恰就是对另一种可能性的承诺。因此，技术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由解放的力量。 

评议人罗骞教授高度认同主讲人提出的审度立场，并且认为这种审度的立场与康德哲学确立的理性批判立场相类似，要求有一种澄清前提、划定界限的批判意识，对待事物的时候采取一种理性的辩证立场，而不是极端主义。在这个意义上，罗骞教授认为，哈贝马斯对技治主义的批判改变了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诸如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人的悲观主义立场和审美乌托邦，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一种审度立场的展开，带有建设性的指向，并非抽象的否定和批判。立足这种辩证批判的立场，罗骞教授提出，当代对于技术治理的讨论需要划定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界限，一方面是技术治理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同前现代社会治理之间的差异与联系，另一方面是在现代治理内部，技术治理同其他治理范式之间的差异与联系，以明确技术治理的位置。就这两个方面罗骞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谈了相关看法。最后，罗骞教授特别注意到了主讲人对于技术治理与技治主义的区分，认为这个区分十分有意义，可以更进一步明晰。关于主讲人和评论人都谈到的对海德格尔技术观的评价，罗骞教授表达了一种同情理解的态度，认为海德格尔的思想也值得我们以一种“审度”的方式认真对待。

评议人王巍教授的书面评议从技术治理观念的历史溯源、技术专家的边界问题以及人类社会的目标与价值能否被技术治理三个方面展开。他认为，技术治理理论或许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哲学王概念，以及近代韦伯提出的“科层制”官僚体系可能也是技术治理的相关理论。他对社会工程的观点、尤其是人文专家从事技术性工作而被界定为技术专家是存疑的，认为这样的思路很可能把技术治理等同为治理的全部。治理技术化是可行的，但是人的目标与价值应当还是自己选择，也就是说技术治理应当服从和服务于民主自由。

刘劲杨教授也赞同当下时代应加强技术治理的研究，他还对永谋教授多年从事技术治理的工作做了一些补充介绍，针对讲座他提出了如下问题，1）什么是“技术治理“的恰当边界。狭义上理解，如果我们把技术治理限定于工具主义层面则有太多局限，也不符合当代技术的发展状况。广义的理解，技术治理又会扩展的太大，难以确立研究的真正的目标；2）是否存在普遍有效的技术治理原则？技术治理依赖于技术进步，应注意不同技术时代的治理问题是有其技术依赖性的，如我们对机械时代的技术治理经验很难适用于智能时代的治理。此外，他不太同意技术的形而上本质是自由的观点，也给出了一些回应。 范春萍教授认为，技术治理理论是面向行动的理论，需要一定时机才能被更多人接受。她同样认为技术不是一种自由解放的力量。曾自卫博士后和赵俊海博士以及张亢和高继鑫等几位研究生同学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或者提出了问题。

最后，对于评议和问题，刘永谋教授进行了简短的总结性回应。他首先指出，大家提出了很好的批评和建议，为他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养分。然后，他集中回应了三个问题：1.技术治理理论的定位是中层理论，上可以连接形而上学，下可以通过转译导向实证经验研究；2.权力讨论无法回避主体的理解，而人从根本上就是一个秘密，人作为族群在不断进行，人之观念也在不断流变，可能性的锚定必然是可能性言说，同时又是现实性的相应；3.海德格尔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再创造出什么新东西，许煜博士提出的“再座架化”和“宇宙技术”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的学人有能力、也应该做出原创性的理论，在全球平台上去争胜。

现场气氛非常热烈，大家争相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形成了思想的交锋。最后工作坊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供稿：张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