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8日下午，应人大科哲教研室主任刘永谋教授邀请，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教授与其学生德国吕纳堡大学哲学研究所许煜(Yuk Hui)博士，围绕“斯蒂格勒技术哲学”为主题分别进行了一场学术报告。刘永谋教授主持报告会，人大科哲的Carl Mitcham 教授和王伯鲁教授分贝对斯蒂格勒和许煜的报告进行了评议。来自德国歌德学院、美国夏威夷大学、中科院、社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人民大学等单位超过50名学者和学生参加。

许煜讲座使用中文，主题为“意外的技术——论斯蒂格勒的技术思想”。他尝试从意外(accident)为切入点来阐释斯蒂格勒技术思想，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内容：1.期待所不可期待的(Expecting the Unexpected), 即思考意外。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强调存在在开始和结局之间的一致性，而并未考虑过程中的生成(becoming)问题，也即未考虑时间、意外和技术的问题。斯蒂格勒则同意海德格尔的看法，开始和结局之间的生成过程总有意外产生，不能仅限于讨论本质性，哲学应该学会思考意外。2.论意外生成的必然(On the Necessity of Accidental Becoming)。从普罗米修斯神话出发，将人的起源的缺失以及普罗米修斯的盗火（技术）作为一种意外，说明人通过意外得以存在。哲学所要做的就是要思考这一意外，而并非是（如传统哲学史那样）压抑它。借助勒鲁瓦-古兰的研究，斯蒂格勒认为人并非是自给自足的，对生命/生活追求需要借助体外化的技术，西方哲学需要通过对起源问题的意外性关注来克服欧洲化（即全球化），其核心问题就是技术问题。或者说哲学的核心问题就是技术问题，技术作为意外，早已潜藏在哲学中。3.论意外生成必然(On Becoming Necessary of the Accidental)。从亚里士多德感知（特殊的）和智性灵魂（有一部分是不动的，因为针对的是普遍性）的概念区分出发，斯蒂格勒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论述缺乏独特性向普遍性的提升。这种提升是可能且必要的，可以通过体外化达成（斯蒂格勒正是在此处引进了技术：第三持存）。技术从感知出发发展为智性灵魂的认识，并打开感知的社会性循环，构成了个体和集体个体的前个体环境，但这一过程本身具有非连续性。此外，许煜还对西蒙东的个体化以及语法化、无产阶级化、技术药理学等斯蒂格勒的核心概念作出简要分析和介绍。

评议人王伯鲁教授认为受语言的限制，国内对法国技术哲学的了解还有待加强。许煜博士对斯蒂格勒的理解是全面而深刻的，特别是从“意外”这一角度出发来阐释其技术思想。此外，王教授将斯蒂格勒放在海德格尔之后的现象学的背景之中来谈论，并就技术进化与传统进化论之间的矛盾与消解问题进行了提问。

斯蒂格勒讲座使用英语，主题以“阅读之脑、数码之脑、认知与知识(Reading Brains, Digital Brains, Cognition and Knowledge)”为主题概述了其思想的大致轮廓，总共包括6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认知、技术与知识(Cognition, technics and knowledge)。简要介绍了对于认知和知识的研究经历，认为主要问题在于技术在人类认知中扮演何种固有角色，并以此指出认知和知识的差异，并将此次讲座重心放在对知识的分析上。借助于西蒙东的个体化概念，指出只有当认知来源于生命的技术形式时，它才能够成为知识。知识是社会层面上的生产和再现而非仅仅是心理或大脑层面上。在此意义上，我们必须要研究前历史以及作为生命外置过程源头的技术-记忆。但是斯蒂格勒提醒到，我们应注意勒鲁瓦-古兰(Leroi-Gourhan)的研究，当我们谈论外化的时候并非认为存在一个先于外在的内在，毋宁说前者构成了后者。

第二部分：作为后种系生成的人类记忆(Human memory as epiphylogenesis)。斯蒂格勒从1959年发现的东非人（已经具有两足行动力）的产生开始，认为其通过对制造工具和表达这些外置的东西构成了其为人的因素，也造成了生命历史的断裂，人的生成不再是存粹生物性的，而是不断借助于人工和外化的器官，尤其是记忆技术。而从尼安德特人（已经有相当成熟的大脑皮层）到我们，技术的进化也不再依据于生物性的进化，技术的差异化体现在生物维度之外，并独立于它。这种外置化则是由技术建构的第三记忆（新达尔文主义认为有性生物仅具有种族记忆和身体记忆）的一个方面，知识则通过技术而非生物的方式进行传递。

第三部分：语法化、记载记忆和回忆(Grammatisatoin, hypomnesis and anamnesis)。书写属于一个新的外置化过程，是心理内容在空间中的投射，这种投射就是语法化, 语法化过程产生了对记忆的存储。斯蒂格勒认为语法化过程是记忆的技术化历史，在其中记载记忆重复性的重启记忆构成中的回忆张力（这涉及到斯蒂格勒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相关延异”(differance)，来自于其老师德里达对柏拉图记载与回忆静态对立的反对）。但是由于记忆的外置，通社会组织的经济投资，它成为了被社会政治和生物政治控制的客体，成为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座架”。面对这一问题，斯蒂格勒提出了一般器官学(general organology)理论,旨在结合身体器官、技术器官以及社会组织。

第四部分：从认知科学到数码研究、药理学和一般器官学(From cognitive sciences towards digital studies, pharmacology and general organology)。对于“书写”的不可通约的矛盾的药理学特征（既是毒药又是解药），斯蒂格勒认为古代哲学和现代哲学都没有立即思考它双面性的能力。虽然斯蒂格勒提到了被认识主义忽视的布坎南(Alan Buchanan)的理论，但是由于后者理论中缺乏对外置以及人起源缺失的关注，因此并不能思考到药理学的问题。后者曾被苏格拉底、马克思、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思考过：能力的增强也能增强无能。如果增强总是在没有产生新知识的情况下开启知识缺失的可能，防止我们所处境况继续恶化下去的唯一可能性不是布坎南所认为的增强我们的能力，而是去思考药理学问题。药理学问题作为一般器官学的一个维度试图承担药开启的积极可能性以及压制增强所带来的潜在毒性。

第五部分：阅读的药理学(Pharmacology of reading)。字母的书写正在逐渐转化为数码书写，这是一种对大脑的新的要求。在这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知道什么是需要我们保存或维持的。对大脑的数码化增强正在荼毒我们从阅读之脑中继承下来的能力，通过失去两千多年年文明以来产生的知识。斯蒂格勒通过分析沃尔夫(Maryanne Wolf)的理论认为她并未对技术在此间的作用产生足够的重视，古兰对从南方古猿到尼安德特人的分析则指出，通过技术对无机物的组织，我们的大脑被同时内在外在转变了，这种转变不止在大脑和神经层面而且在基因层面上，人类赖以生存的器官不仅仅是生物的和心理的，而且还是人工的。第六部分：结论。主要是对前五部分观点的总结。

评议人米切姆教授首先感谢斯蒂格勒教授的带来和所做的精彩演讲，并回顾了去年访问人大科哲的、同为法国哲学家的拉图尔和丹尼尔的讲座，一并感谢他们带来的法国哲学思想。接下来将斯蒂格勒的思想和Ogburn的“文化滞后(Cultural lag)” 以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做比较，提出斯蒂格勒试图减少我们“午餐毒性”的看法，并提出在何种程度上这种减少是可能的？减少毒性是不是只是一种唯物主义者的理想主义或幻想等。最后，就“技术药理学”和中国传统的“阴阳”思想做比较，认为斯蒂格勒所认为的古现代哲学都无法思考的技术药理学的双面性问题，可在阴阳中被思考。

两场讲座之后，在场的学者和学生提出了很多见解深刻的问题，把讲座推向深入，大家都受益良多。

3月29日，米切姆教授带领下人大博士研究生李曈、张亢、李洋，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董晓菊以及人大硕士研究生刘牧、陈雨晴，到斯蒂格勒住处对其进行2小时的学术访谈，主要围绕其超人类主义、后种系生成、熵和负熵、语法化以及对记忆和延展心灵比较等问题展开讨论，大家均对斯蒂格勒的理论广度和洞察力、思考深度和健谈印象深刻，并感谢其抽出时间对各种问题进行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