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8日,“科学哲学史暨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研讨会”在长沙国防科技大学举行。会议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然辩证法史专业委员会和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共同主办,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专业委员会(筹)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科学技术哲学教研室协办。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图书馆馆长刘大椿教授、国防科技大学朱亚宗教授、湖南省政府副巡视员、湖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彭富国教授、国防科技大学军事高科技培训学院院长、少将刘戟锋教授,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曾华锋教授,以及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防科技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省委党校、长沙理工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大学、鲁东大学、辽宁工业大学、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的30多位代表参加会议。
开幕式上,刘戟锋在致辞中指出,国防科技大学在新中国军事院校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新中国国防科技的大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大椿在致辞中表示,在中国近代史上,湖南是一个学术重镇。正所谓“人杰地灵,惟楚有才”,湖南在近代中国产生的人物,其影响深远,如曾国藩的一生,符合立德、立言、立功,其耕读治家的思想,值得吸取。此外,“科技离不开人文,人文离不开科技”,在科学技术哲学方面,国防科技大学的朱亚宗教授就是一位大家。而国防科技大学在全国科学技术哲学专业排名位列第6名,这也很好地说明了学校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重视。他希望通过此次研讨会能够让与会者的思想互相启发、互相撞击,迸发出新的创新点。
彭富国表示,每年湖南省都会举办4~5次有关于自然辩证法方面的学术交流,参会者一起探讨相关主题,相互学习,这方面,国防科技大学起到了龙头作用。
开幕式后,参会学者围绕会议主要议题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讨,并就各自的观点展开了友好而热烈的讨论和交流。会议发言分为三个主题:科学哲学史;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国防科技领域的哲学思考,情况大致梳理如下。
一、科学哲学史相关问题的探讨
科学哲学史是本次会议的主题之一,是国内科学哲学界涉入较少的一个领域。刘大椿教授就科学哲学史这一主题做了题为《科学哲学史的若干问题》的主题报告。刘大椿认为,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科学哲学史研究在科学哲学研究和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和实际价值。他着重阐述了科学哲学史研究中的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要注意科学哲学和科学哲学史的关系问题,其中需要引起重视的有两个方面,一是要注重文献研究,包括历史文献和发表成果的文献;二是要注意实践取向的研究,即要关注现实需要什么,尤其是在科学哲学史的研究上,要注意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与国内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其次,要注意科学哲学史的外延问题,一是关注科学哲学的发展轨迹,研究科学哲学史,要加强对前史的研究,比如较少有人研究中世纪的西方哲学,实际上其发展与后来的科学哲学发展以及逻辑的发展都有很紧密的联系,值得研究;二是要注意处理科学哲学的两种类别之间的关系,即一般的科学哲学(这是从整体上进行研究的)和系统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等。
最后,要注意研究科学哲学的问题史。比如划界问题,包括对科学的界定、科学价值的争论等。此外,还要注意研究中国的科学哲学史的问题,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的科学思想,要回答中国以前到底有没有科学哲学这样的问题;二是对西方科学哲学的引进、消化、吸收的过程中,有哪些方面存在问题。三是科学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前60年可以划分为甲午战争到解放前,包括严复翻译的著作,对西方科学哲学权威的引进等(如杜威、罗素等),以及实在论对冯友兰、金岳霖的影响等;三是后60年还要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期间的发展,该如何界定、论述,都值得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的王伯鲁教授做了《技术史视野中的马克思思想基础解析》的报告,在报告中王伯鲁教授通过梳理、解读马克思著作中有关技术的文献,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试图探究马克思关于技术和技术史的基本观点。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徐治立教授在他的报告《自然科学哲学史与社会科学哲学史的关联》中对自然科学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哲学史之间的内在联系做了较为详实的梳理分析:他首先追溯了科学哲学起源的历史分期;又分析了两类科学哲学的历史关联;最后指出两类科学哲学的历史走向,从而把握了两类科学哲学史的内在关联。北京邮电大学的严潮斌教授做了《科学革命修争论》的报告,批判了科学革命概念被滥用而陷入的困境,提出对科学革命论的质疑和淡化根据。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对科学革命论予以修正,用科学发展论构建现代科学演进的概念图景。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张寅生研究员在其报告《从八卦到牛顿定律的沟壑——中国传统思维中逻辑的缺失》中指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逻辑的缺乏主要体现在对概念和推理缺乏,具体表现在从抽象到具体概念形成的环节缺失以及推理规则和系统的缺失两个方面,所以无法形成逻辑思维传统,故而近现代科学不可能在中国兴起。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徐竹做了题为《20世纪西方社会科学哲学史的两条线索》的报告。他指出,实证主义与解释学这两大传统的竞争和对立,构成了20世纪西方社会科学哲学发展的主旋律,它们也是我们理解社会科学哲学史的两条最主要的线索;并对这两大传统的发展脉络做了清晰详尽的梳理。广西民族大学的蒙本曼在其报告《明证下隐喻的知识地方性——以<自然科学的哲学>为例》中指出:亨普尔的理性选择理论融合了多种科学方法,隐喻了众多科学知识地方性的观点、案例和朴素思想:从本体论上回答了科学知识的来源具有地方性;在认识论上体现了知识地方性的实践方向;在价值论上以地方性的视野、态度回归和评估科学知识的确证、说明和还原过程。这种思想对溯源科学知识地方性提供更为扎实的根基。西南大学的邱德胜讲师在其报告《科学知识的多维建构》里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观点历经了社会建构论、异质建构论到实践建构论的转变。通过对这三种观点的评析,试图明晰建构论的发展脉络,并加深对于科学的理解与认识。湖南大学的丁军强副教授做了题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论研究的范式转型与理论创新》的报告,他以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论研究的百年轨迹做了梳理分析,指出在经历了“阶级范式”和“生产力范式”这两个历史研究阶段后,自1990年代末到现在,科学与文化研究或科学的文化研究渐成主流,科学的自由属性的凸显以及科学的人本功能的回归成为这一时期突出特征。
二、 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的主题探讨
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是当前的一个前沿话题,也是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肖显静教授在其所做的会议主题报告《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科学的非自然性、环境破坏与自然回归》里指出近代以来以实验为特征的科学实际上是实验室里搞出来的非自然的科学。而近代工业文明就是建立在这种非自然的科学基础之上的。要遏制工业文明导致的环境破坏,回归生态文明,就必须摈弃非自然的实验室科学,回归非人为干涉的自然的科学——观察、研究自然状态下的事物的发展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审林坚教授做了题为《当代中国科技运行的社会作用机制分析》的报告,他具体分析了社会系统对科技运行的影响,指出要注重社会因素在科学运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的刘永谋副教授做的报告题目是《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STPP)研究述评》,他探讨了STPP同相关学科的关系,认为STPP是STS的第三个发展阶段;他认为应该运用公共政策等社会杠杆来对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科学技术进行干涉,使其服务人民和社会;他还对STPP的研究范式做了探究,指出STPP研究应该持有审度这一基本立场。湖南大学欧庭高教授以《现代技术风险的特质》为题,探讨了现代技术风险尤其是高新技术风险的成因、特点和应对策略。中南大学蒋美仕教授在《FAO—WHO在食品安全保证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从CAC视角看》中讨论了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在食品安全保证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所发挥的作用,提出了一些中国可资借鉴的经验。辽宁工学院的艾志强教授的报告题目是《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关系研究》,他认为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关系,可分为公众对科技风险的主观认知和科技风险对公众认知的客观影响两个方面,这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个过程。对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关系的全面研究应在综合上述两个过程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由此得出现实启示。西南交通大学的杨会丽老师在她的报告《科技政策制定中的公众信任问题》里表示,在当下,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弱化是一个会导致严重后果的现实问题,并从认识论和社会学角度对这一问题的成因做了分析,进而指出强调公众参与、专家的责任意识、对话公众的体制与开放透明的决策模式是解决科技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众信任问题的有效途径。国防科技大学黄嘉博士在《技术争论——打开技术“黑箱”的金钥匙》中从多个角度发掘了技术争论中蕴含的哲学、社会学问题。
三、国防科技领域的哲学思考
科学技术在国防领域的运用要符合科学技术的普遍性规律,同时有其独特性。国防科技大学的刘戟锋教授针对该主题做了题为《新科技革命的曙光是什么》的主题报告。刘戟锋教授依据科技发展的史实指出科技革命发生的征兆是发现新的科学事实或科学现象,或者是发现新的科学规律。他指出,新的科学事实或科学现象的被发现是难以做出准确预测的,但是人们却能够合乎逻辑地期待某个领域内会有新规律被发现。刘戟锋教授认为学科之间高度的交叉联合、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已经高速计算机的大规模普为新规律的涌现,预示着新科技革命的到来做好了铺垫。他结合自身,指出军事院校的建设发展趋势要符合新规律、新科技革命,人民军队的建设发展要符合未来的战争发展趋势。湖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彭富国教授围绕这一主题做了主题报告,报告题目是《湖南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情况简析》。彭富国教授在报告中全面介绍了湖南军民融合产业的发展现状,深入分析了军民融合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指出需要在科技政策上加以引导以促成国防科技研究基础和民用科技研究基础的有效结合,充分发挥相互间的创新思想,充分利用有限的研发资金,满足军民两需,形成互利共赢的局面。国防科技大学的石海明老师的在其报告《科学技术与军事变革:从“规范研究”到“实证研究”》中介绍了科学技术和军事变革间的关系,阐释了传统研究方法的某种嬗变——从“规范研究”到“实证研究”。国防科技大学赵阳辉在《陈赓办学思想研究》中分析了新中国军事科技教育的先驱、哈军工首任院长陈赓的办学思想,值得今天的军工院校认真借鉴。
除了教师之外,来自各个学校的研究生王东、赵鹰、吴展昭、吴晓东、陈童、贾珍珍等也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发言。
持续一天的研讨会在热烈而有序的氛围中结束,正如肖显静教授在闭幕式致辞所言,本次研讨会不在于取得宏大主题的重大突破,而是在于对所探讨的主题做出富有成效的研讨,在于在交流中感受思想的碰撞。本次研讨会体现了科技与人文的统一,军事领域与非军事领域的交叉互动,展现了军事院校与非军事类院校的合作交流的成果。
(自然辩证法史专业委员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