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20日下午，由北京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的创新文化与中韩学术社团发展研讨会暨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第一会议室举行。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王鸿生，副理事长张明国、李成智、李东松，秘书长李建军，副秘书长林坚以及部分常务理事、会员代表出席。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共中央党校钱俊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金吾伦、韩中自然医学会代表丁副会长和秘书长孙凤、韩中教育联盟理事长林泓、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留学预科学院韩国教育院崔文斌院长、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秘书长卞洪登、亚细亚国际民俗学会副秘书长邹明华、亚洲艺术基金会外联部主任谢德庸等40多人。

一、创新文化与中韩学术社团发展主题发言及讨论

会议由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农业大学李建军教授主持。

北京市社会组织建设与发展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市委党校教授吴刚就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现状、作用和前景做了阐述。2010年初，北京市成立了社会组织建设与发展专家委员会，开展了一些活动，其中一个就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这个项目。北京市社会组织6933个，其中社会团体3191个，民办企业单位3672个，基金会130个。长期以来对社会组织的扶持政策不是很多，但近些年来，在广东、上海这些地区，社会组织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尤其有一些新的理念，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购买企业的公共服务早就有，采购法、招标法都有，但是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是一个新鲜的事。2010年7月12日，北京市政府召开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推荐、展示和资源配置大会，当时展示了300多项社会组织服务，最后购买了100项。资源配置就是政府要购买一部分社会组织公共服务项目，同时带动北京市的基金会，支持其他的社会组织。以后的方向是形成一个社会组织合理的良性的发展结构，就是首先有服务机构，提供各种服务；然后有筹资机构，如基金会等；最后还有监督评价机构。

    吴刚认为，应该优先购买8类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发展八类社会组织：一是慈善性的社会组织，为老百姓提供这种慈善性服务的这种组织最缺少；二是社会公共事务所；三是职业性的社会组织，像医学会、律师事务所、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四是服务型的组织，即行业协会；五是枢纽型社会组织，像科协、工会等；六是社会经济组织；七是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开展活动；八是支持性社会组织。关于购买方式，他认为可以有以下五种方式：一是项目委托；二是项目补贴；三是创意创业支持；四是组织奖励；五是资金匹配。关于购买公共服务的对象——组织，应该是合格的社会组织，跟它相适应的就是开展社会组织评估。

吴刚认为，就服务机构、筹资机构、监督评价机构三大部门（或曰架构）而言，这是社会组织结构当中一种很大的变化，但这种三大部门的社会组织结构还存在一些问题，就是跟社会现实不是太一致。很多社会组织都是跟各部门沾不了边，所以有个新的概念，即类组织，类似于三大部门中的两个相邻的组织。用一个三角形来看，三大部门就在三个顶点上，那么在三个顶点之间就很多类组织。那种既不是企业又不是社会组织的，可称为类组织。在政府部门和第三部门之间也有很多组织，比如说居委会，它也不是一个社会组织。最近发布了中央27号文件，关于加强改进居委会的意见，明确了居委会是政府基层工作的一种延伸。这个定位是恰当的，因为在宪法当中，讲到居委会是个自治组织，如果它真是自治组织，就不应该是政府机构，而类似于社会组织。还有消费者协会，上海把消费者协会都叫消费者工作委员会，属于政府部门了，北京市还是叫消费者协会，按理说它也是社团。因此，三大部门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在中国很多组织都是在边缘状态，要治理的话，就是公众治理，分散化治理，多元治理，不能归结为简单的三大部门来治理。所以，在购买公共服务的时候应该鼓励各种社会组织参加，包括这种类组织也参与。

韩中自然医学会丁副会长（讲韩语，该会秘书长孙凤翻译）介绍了韩医的发展情况和战略、对外交流与合作。韩国的自然医学以其独特的优势为韩国的繁衍生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从公元3世纪起，中国、朝鲜、日本、阿拉伯还有东南亚各个国家自然医学兴起，韩国医药也是组成部分。他从四个方面思考韩医韩药的发展：

第一，韩医韩药的发展情况。韩国政府十分重视自然医学的发展，实施了继承发扬的方针，明确把自然医学列入国家法规、法律，为自然医学提供了法律的依据，并在项目规划、资金的投入、人才教育等方面加大对自然医学的支持。这意味着自然医学要普及。在韩国，普及化一定要进社区。另外，自然医学由传统的师承形式发展到以高等教育为主体。韩国政府采取多种形式的教育并存的格局，形成了多层次、多学科的、多种形式的门类齐全的教学体系。国家还有计划地推进了各项发展计划，并设立了自然医学的专项资金，资助有关研究的众多课题。

    第二，韩医韩药的发展战略。韩国医学以科学发展为主题，遵循了自然医学的规律，保持了韩国自然医学的特色优势，继承创新，增强人才培养体系，进一步完善，在自然医学的合理应用、立法、建立标准体系等方面，加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其中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推进法制化、标准化建设；二是制定有利于自然医学发展的政策；三是完善服务网络，增强服务的能力；四是自主创新，开展疾病的防治；五是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培养；六是自然医学的信息化。通过这六个手段进行最终的自然医学的发展和自然医学推进社区的准备。

    第三，不可以太夸大韩医韩药，因为自然医学的鼻祖应该在中国。自然医学重视交流与合作。自然医学在学术体系上区别于西方医学，在治病的时候，自然医学和西方医学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韩国的自然医学从理论研究到临床实践，紧密的结合中发现新规律，实现高层次的继承，获得超越性的成果，更加有效地指导临床，真正促进自然医学的发展。在从事自然医学与各国交流的事业发展过程当中，韩国加强与各国同道的交流与合作，学习先进的经验，是韩国自然医学的方法之一，也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

   第四，积极开展韩医药的交流与合作。希望将来韩国的自然医学方法能融入到中国的社区建设当中，希望韩医药能够为中国社区建设做一些贡献。这些年来，到中国学习针灸、推拿、理疗、药剂的韩国学生也是非常多的。希望能给予从事自然医学界人士更多的交流机会。

他认为，回顾历史的进程，展望发展与前景，自然医学在21世纪一定有长足的发展，必将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韩中教育联盟理事长林泓先生、韩国教育院崔文斌院长阐述了韩国教育现状及改革方向。林泓认为，在面向世界的过程中，更大的挑战从韩中教育开始。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年里，韩国经济一跃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在人多地薄的基础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韩国教育的发展功不可没。繁荣的教育体系是很有基础的，更是值得亚洲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11位，韩国有300多所大学，其教育发展指标已进入了世界前十行列，其中大学入学率1993年就达到45%，居全世界第七位，目前韩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欧洲的英、法、德三国总数还要多。

韩国的教育繁荣的局面表现在六个方面：第一，韩国现有国立、公立、私立不同类型学习。第二，办学形式多。韩国教育体系中主要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海外教育。第三，校外教育的门类多。除了各类学校教育外，韩国非学历教育也很多。第四，政府教育改革多。韩国的教育繁荣局面和政府高度重视并不断改革是分不开的。第五，研究生教育体系化。为培养高精尖人才，在未来高科技竞争中多做贡献，韩国在亚洲国家中较早创办了研究生教育，至今已经形成了有系统、有规模的研究生教育体系。第六，学生的课外活动多。韩国的教育目标是培养更多的有道德的应用型的人才，因此，各级各类学校都十分重视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的知识运用能力。东北亚教育联盟希望通过与优秀的教育机构和更多的社团组织的广泛合作，增加韩国社团与中国社团的发展，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建立一套完整的国际教育体系。希望结交更多的中国社团，打造各国各地留学的精品教育。

崔文斌指出，现在中国的学术界的学术交流引进了同韩国方面的交流，国内的专家、学者对韩国的高等教育和韩国的经济可以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朝鲜半岛在20世纪50年代，以三八线为界，分为两个国家。因为战争，朝鲜半岛几乎夷为平地，而韩国这个地方又没有资源，它用了30年的时间，在80年代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成为发达国家，它靠的是高等教育。韩国的高等教育是实用性的。在韩国的大学里，一所大学几百个学术社团，包罗万象。比如其中的平生教育院，这是不同年龄的人都可以参加的一个大学，是各个专业乃至专家、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一个很好的窗口。近十年来，韩国文化的传播、韩剧的影响，不仅使中国而且使世界开始了解、重视韩国。那么韩国真正能引起世界重视的是什么呢？其中之一是社团的建设，特别是学术社团建设和学术成果、科研成果的交流。韩国的学者真正的一种教育风范是教无国界，科研知识在交流、传播、应用上无国界。韩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迅猛发展的原因是，在大学里乃至各科研院所当中，充分发挥了产、学、研一体化。韩国与中国建交不到20年的历史，同中国的贸易迅猛发展，中国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韩国也趋于中国经济贸易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韩的教育交流和学术社团的交流，如果我们务实发展，可以借鉴、学习韩国的很多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金吾伦对创新文化的内涵和意义做出了独特而有新意的解读。金吾伦认为，创新文化就是为创新建立一个文化氛围、一个有利于创新的发展的环境。创新文化是激发创新活动的一个精神家园，优秀的创新文化有利于激发创新发展。创新文化作为一个新概念，已经得到了普遍的关注，它是创新相关的文化形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对创新的作用、影响，二是怎么营造一种有利于创新的良好文化氛围。文化有多种内涵，创新文化是与创新有关的价值观、态度、信念等等。文化是一个自变量，文化氛围的好坏直接影响创新的绩效。但文化又是受制于政治体制、经济社会的多个因素的影响，因此文化也不是一个单独的变量，而是一个应变量，它需要通过与它相关条件的改变，所以需要通过文化的创新使它成为一个有利于创新的因素。

    他认为，创新文化有内在文化和外在文化。所谓内在文化就是内文化，外在文化就是制度文化，怎么能够使得人的观念有利于创新，怎么使得我们的体制和制度有利于创新，这是需要研究的两个基本的问题。创新文化的核心主要是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能够尊重创新、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一个是文化氛围，一个是相应的制度，这是创新文化的两个方面。而在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之间，二者又是相互制约的。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认识创新（这里主要是技术创新）与创新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古代创新及其创新文化范式，第二个时期是近代创新及其创新文化范式，第三个时期是现当代创新及其创新文化范式。当代创新至少经历了两个变化：一个是从分散性创新进入到系统创新，从国家层次上形成国家创新系统；另一个是从一般的科技创新进入到包括知识创新在内的综合创新。

对于创新文化的意义，他认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关系我国科技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是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迫切要求。文化的作用是无形的，但它又是很关键的，因为文化是支配我们行动的不成文的基础，文化是我们的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形成的基础，每一个层次上，包括在政策层面上都有影响，所以对于创新文化的重视，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秘书长卞洪登先生借中韩历史交流及姓氏变迁表达了中韩的持续合作的宏图。卞洪登认为，从韩国可以看到保护中华文化的一些承传的优势。朝鲜半岛和中国文化接轨可以说是从夏商开始的。商朝灭亡后，箕子带着一批人逃国难，这批人在朝鲜半岛传承了中国文化传统。后来有徐福东渡，韩国济州岛的徐福文化很浓厚。韩国对徐福研究比中国还深厚，他们认为以前的神武大帝就是徐福。卞洪登指出，卞氏，中国只有20多万，韩国却有30多万。因为徐福东渡的时候，他夫人的家族（卞氏的源头）能跟的都跟上，有一部分没到日本的，在韩国一些地方留了下来，这是卞氏的来历。

卞洪登在韩国考察了很多地方，发现他们的文化和中国是一脉相承的。朝鲜半岛也有过很多战争受害者。元朝的时候，蒙古征讨日本是在韩国造的船，很多船都是烂木头造的，所以说那时朝鲜半岛人对元朝是非常恨的。元朝被明朝取代之后，朝鲜半岛的人对明朝政府非常感恩，所以说才有了明朝时共同抗击倭寇的可歌可泣的动人画卷。其中有一个抗倭名将李舜成，李舜成的母亲也是卞氏。一直到清朝时期朝鲜半岛东学党出现，整个朝鲜半岛后来经历了很多战争。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要征讨大陆，就是要从朝鲜半岛登上大陆。东学党第一次政变没有成功，被清朝政府镇压了，日本人继续资助，卧薪尝胆十年之后，到1894年借东学党起义把政府推翻了。在这期间，在中国同样受日本资助的政党就是中国同盟会，它的目的就是对付清朝。从研究社团的角度出发，会发现社团的威力产生，是有很大的爆发力的。

卞洪登介绍了仁川登陆时的中韩交往。仁川登陆有三次：第一次就是1894年日本为了支持东学党闹革命，夺取政权，搞了一次仁川登陆，这次很成功；第二次是在1904年沙俄帝国的仁川登陆；第三次是1950年朝鲜战争期间美军的仁川登陆。1910年日本整个吞并朝鲜。从1910年开始，大批朝鲜人离开朝鲜半岛，不愿意当亡国奴。最初他们在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8·13事变之后上海守不住了，大韩民国政府在重庆又设立了一个办公室。这些历史表明韩国跟中国文化的传统交往的痕迹。

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审林坚就中韩学术社团的现状及互相交流情况做了简要介绍。他认为，学术社团是关于某一学科领域的学术共同体的组织，归属于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它与企业组织不同，可以说是NGO、非政府组织，对于学术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就主要职能来说，包括组织学术活动，开展学术研讨，进行相互交流，推进学术发展，为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智力支持。

他从几个方面介绍了中韩社团的一些情况和自己的思考。

一是中国的若干学术社团。中国学术社团有科学技术协会、社会科学联合会、文学艺术联合会、医学会，等等，按专业细分可以分很多，分为不同系统。在哲学领域里主要有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国哲学史学会，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逻辑学会，美学会，等等。北京市有哲学会。目前全国没有统一的哲学会。北京市哲学会成立于1961年，最早成立挂靠人大哲学系， 1979年归属北京市社科联，现在理事会挂在北京大学。北京市社科联和北京市科协每年要搞两界联席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两界联席会议。

二是他在韩国期间参加的一些学术社团活动。2005年9月到2006年8月，林坚作为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高级访问学者，在韩国待了一年。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是SK集团设立的学术性非营利机构，是韩国最大、历史最久的公益法人。从2000年起，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启动了国际学术支援项目，每年从中国、越南、马来西亚、蒙古等亚洲国家的主要大学，邀请50位学者到韩国各大学、研究机构，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他参加过的韩国社团活动有：在延世大学举办的学术活动、在汉城国立大学博物馆的学术报告、在韩国中央研究院举办的世界韩国学论坛、韩国经济社团联合会议、在春川翰林大学举办的韩国社会伦理学会的讨论会、在延世大学举办的韩国中国近现代史学会、第九届世界支石文化协会会议、成均馆大学儒家文化研究所的会议，等等。回国后，2007年受韩国的栗谷学会邀请参加了在江陵举办的栗谷国际学术会议，2010年应韩国旅顺殉国先烈纪念财团的邀请参加了纪念安重根就义100周年活动。在韩国的华侨有韩华学会，编辑出版《韩华学报》。研究中国哲学的有韩国中国哲学研究会，等等。

    三是他对社团发展的一些思考。在各个学术领域的社团组织，是交流学术信息、了解学术动态的重要平台。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分工，有各种行业，同行业的人具有一定的亲和力，容易形成联合体，这种行业组织，对社会和谐是有利的。在行业组织中，或者说学术共同体，有共同的语言，组织间的信息传播的成本可以降低，形成对话、沟通氛围，形成一种和谐的状态。对于各个学科的研究人员，各自有自己的研究兴趣，但是也有一些共同的学术追求，不同专业的人员相互交流，进行思想和观点的碰撞，互相启发，相得益彰，有助于学术发展。应该打破科技和人文的分离状态，在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形成一种整合，而不是分裂的状态，应该全面的综合的考虑，共同推进学术文化建设。

    林坚认为，现在全国各省市有科学技术协会，还有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但是现在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人文社会科学学会，这在逻辑上不太合适。自然科学界有中国科协，但是社会科学没有全国的这样一个机构。中国科协的机构、活动比较多，社会科学界很少有这种或者说代表性的活动。应该有一种互相对应的协调，比如教育跟科学技术应该结合起来，教育部跟科学技术部很多部门、功能其实有些是相同的，研究与开发跟教育也是连在一起的。如果能把教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形成一个整体，成为一个共同体，也可以说是一个科学共同体。还有文化艺术界联合会、广播电视协会、教育协会、记者协会、出版工作者协会，等等，这些团体都很分散。文化是一个大概念，包含科学、技术、教育，包括体育，等等，有一个整体的大文化，形成一个整体，共同探讨文化建设，促进文化的繁荣。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代秘书长、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张明国教授对各位主题发言人的内容做了评论，并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和思考。他认为，这次会可以用三句话来总结：一是接触了很多新信息。比如北京市委党校吴刚教授分析社团的总体概况，介绍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二是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这次会议关注中韩社团的发展，通过交流，确实是关系到社团发展前景的研究。这就需要我们重视这个新的领域，中韩两国应该从现在开始，启动这个研究课题。三是我们应该围绕社团研究来展开中韩合作。他指出，自然医学好像是传统医学，韩国叫韩医韩药，是有韩国特色的医和药。在中医中药流到韩国过程中，韩国医学家是怎么把中医中药变成韩医韩药的，值得思考和研究。韩国对社团发展也离不开政府资助，政府在社团发展过程中也是主体。中国社团发展也是以政府为主体。那么，韩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在对待社团发展过程中各自是如何来运作，政府起了什么作用？社团包括自然科学领域社团和社会科学领域社团，比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属于交叉学科社团。韩国政府对于类似于这样交叉科学的社团，政府是怎样对待的？关于韩国教育，首先，韩国在从学历教育到素质教育过程中是怎么改革的；第二，韩国教育改革是由问题引出来的；第三，韩国的联盟性社团和中国的联合会、协会有什么相同性和不同点。怎么来进行社团发展，金吾伦先生给了我们一个引导，他给出一个答案就是要靠创新文化环境，他提出创新的内和外的问题，创新观念和创新制度问题。在这样一个层面上，中韩两国要搞社团发展，同样面临创新，改革是以创新作为动力的，创新要讲机制，要讲观念，要讲制度，提出促进中韩两国社团发展的理论对策。卞洪登先生从历史引申出中韩两国交流，引申出了很多问题。林坚先生通过他的亲身经历，体验中韩两国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三星文化》研究就是一个引导。这次研讨会，有理论，有实践。从理论来看，各位学者介绍了中韩两国的社团发展；从实践上看，介绍了社团发展是怎么运作的，这样使得整个会议成果是立体性的。

在讨论阶段，中共中央党校钱俊生教授钱俊生认为，韩医韩药和中医中药有知识产权的交叉问题。中医中药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知识也非常丰富，也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在研究韩国文化的时候，它跟中国文化的关系，应尽可能准确，尽可能完善一点。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教授韩增禄指出，韩国重视知识，重视教育，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中国要发展，不重视教育，是自己抑制自己。他认为，文化之间，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度都有它自己的文化的发源，如何对待不同文化之间关系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说中医中药和西医西药的关系，中国古代建筑和当代建筑的关系。文化是互相交流、互相沟通的，中西文化、中外文化的优势互补本身就是自我创新的过程。

张明国认为，现在中国的中医界有两大困惑，一是关于中医是不是科学问题，二是中西医结合问题，希望韩国朋友能给出一些想法。    

韩中自然医学会秘书长孙凤认为，应该加深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文化发源应该是有个专属问题，韩国医药文化源于中医文化是大家都肯定的。韩国自然医学以前叫汉方药，自20世纪80年代韩国国力增强后，开始振兴韩医韩药。振兴韩医韩药有个前提，就是它的理论和体系，韩国有很多古籍也是中国的古籍，在古籍基础上用他们的劳动和上百年的积淀去做汉方药的发展。韩国的自然医学方面的人士，认为中医是有科学性的，只是其科学性没加以证明。韩国创新方面比中国可能更具有前瞻一些，对自然医学非常重视，反观中国，重视不够，应多加呼吁真正给予自然医学一个天地。

卞洪登指出，中国在继承与创新上现在有两面性：一是对继承传统方面，有点轻描淡写；第二，比如中国的文化、哲学反映在《三字经》浅易文本中，从这点可以引申出来，我们不经意的也把这些传统带了进来，传承了下来。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孙雍君认为，创新文化主要是为了对生存有利，传统的也好，西方的也好，只要有利于创新，都应该提倡。创新文化本身是针对特定人群的，比如说有历史上的创新文化，现在西方人的创新，不同的人群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大到国家民族，小到一个企业、社团，交流的过程事实上是人与人的交流。创新文化的交流，最终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大家争论那么热烈，说明了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孟建伟认为，韩国人在保护传统文化、吸收西洋文化方面都做得很好，而中国现在发展过程当中西洋化特别强。比如说认为在西方国家发表的文章才算是科学的、一流的，中文不管发表到哪都不一流。在学校上课，提倡双语教学，太重视英文。所以我们应该向韩国学习。现在好像是要把全部推倒以后，重新按照西方来搞，所以文化保持、交流、融合问题，是很值得思考的。

北京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成智指出，创新文化确实是个问题。中国的创新文化从20世纪后期一直在走下坡路， 20世纪初，我们有很多大师，科学家有很多是国际一流的，像严济慈、饶毓泰、叶企孙等，都是有国际水平的，他们在抗战时期那么困难的时候取得的成果不亚于获诺贝尔奖的水平。当时创业环境非常差，尽管是国内那么乱，半殖民地、战争时期，但是那时仍有这样一等的人才，说明一个问题，那时候政府没有心思来管学术，反而造成学术兴盛。现在我们教育行政化，整个学界没有太多自由。科学家没有什么学术的自由，包括现在的填表、报项目、中期检查、结题，每一步都离不开行政。而且我们的整个话语权，都围绕着政府意识进行，政府想什么，我们做什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创新性的东西可能只是政府需要的一些很实用的东西，但那并不代表真正的前沿。所以探讨创新文化环境非常重要。什么时候能够放宽对知识分子、对思想的约束，可能我们的创新潜力能够更好地发挥。一方面我们要学得更好，另外一方面要从外部的文化、制度这个层面上下决心，改善创新环境。

二、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会

常务理事会由副理事长李成智教授主持。

理事长王鸿生教授介绍了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性质和历史，对研究会在过去四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是北京市科协批准、1978年成立的一个社团，是独立的法人，北京市民政局登记，接受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业务指导。研究会第一届的理事长是田夫先生，他兼任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的时候，也是北京市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第二届、第三届理事长是杨朝俶，是北京市委委员。第四届、第五届理事长是吴延涪教授。王鸿生则是第六届理事长。

    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是北京交叉学科性质的研究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都有，由北京市科协主管。北京市科协主管185个研究会，主要的是科学技术方面的，比方说物理学会、内燃机学会、汽车学会、医学会等等。我们研究会这几年的活动主要围绕北京的城市发展，做了四次研讨，分别是：2008年在北京工业大学举办的创新型城市与科学人才培养研讨会，200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创新型经济与创新人才培养研讨会，2010年举办两个研讨会——北京城市发展战略研讨会和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软实力研讨会，都围绕北京城市发展。我们想继续围绕北京城市发展这个主题，以后要加强国际性的研究会，要加强合作。我们想每年围绕这个主题办一个论坛，把它变成一个品牌，每年提供报告给北京市科协。这种研讨会给我们这些思考北京发展的专家人士提供一个叙述北京生活感受的平台，把直接和理性的思考汇集起来，形成一个从学术思考的思想库，再通过北京市科协这个渠道，把学者们的理性思考的成果直接提供给北京市政府领导，沟通学界和政界的思维，促进北京的发展。

    另外，研究会近几年还和荷兰的乌德勒兹大学展开动物伦理研讨。生命是自然界的奇迹，生命伦理关系到对生命价值的认识和把握，在一定意义上，这种探讨也是一种终极的关怀，所以选定这个主题是有价值的。这个研讨可以了解欧洲在这方面的进展，在中国大陆主要通过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来综合中国大陆最优秀的研究人才和成果。我们的合作者邱仁宗教授，他们2009年12月18日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奥维森那奖。2010年，李建军教授在访荷期间曾做过三场报告。争取在北京科协的支持下，把综合交流的平台搭建好，使之成为中欧生命伦理研究的重要平台。与欧洲人合作研究，实际是要沟通东西方对生命价值的认识。

研究会每年还围绕科学技术与社会这个主题选择一批青年优秀论文作者，推荐其中两名参加北京市科协主办的北京青年学术演讲比赛。主要是发现和培养科学技术与社会这个研究领域的优秀的人才。

我们也开始注重打开我们研究会和世界上、国际上的研究会的交流。2010年5月有学者参加了在美国加州举行的第四届生态文明论坛，王鸿生和李东松都做了发言。10月，还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邀请当时参加会议的美国生态哲学家在中国人民大学做了一个报告。12月23日和北京市哲学会承办了由北京社科联、北京市科协联合主办的“科学与艺术”研讨会，在北大举行。请了中国科技馆前馆长、北京市科协副主席王渝生发表了主题演讲。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李砚祖、陈池瑜教授也发表了演讲。今后研究会想借助中国荷兰生命伦理研讨的经验，举办首届海峡两岸青年工作者生命伦理研讨会，拟请台湾中央大学、台湾科技大学等大学的专家、学者，与大陆著名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研讨，打通海峡两岸生命伦理的研究。我们今后可以探讨与韩国社团的交流模式。据统计，北京的外国人中，数量最多的也是韩国人，我们也想了解韩国朋友对这座城市的感受，希望和韩国的社团在这个层面上开展更多的交往与合作。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是重要的地区性研究会、国际性组织，关注亚太地区城市发展。

在组织建设方面，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将在今年发展一批新的理事，并在今年完成七届理事会的选举，总体目标是继续围绕北京城市发展、生命伦理关怀、科技与社会、青年人才等主题，持续地与其他社团、大学、研究会、基金会合作，拓展研究会的学术领域，发挥社团的功能，为北京更加美好、生命更加美丽健康、世界更加和平安宁，表达我们的观点，发出我们的声音。

本次研讨会促进了中韩学术社团的交流，是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促进社团国际化发展的一次活动。

                                                     （通讯员 黄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