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西方哲学主流曾认为知识与权力无涉，但今天这种观点已经不合时宜。梳理现当代知识的权力研究的发展脉络，可以大致将其分为一下几个主要传统：马克思传统、知识社会学传统、尼采-福柯传统和技治-反技治传统。它们一开始就交织在一起，如今又日益相互借鉴和融合，并日益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研究趋势。有关知识的权力研究业已积累了许多重要问题，但必须要超越对知识之权力维度一味辩护或批判的立场，朝着审度和问题学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知识的权力研究，理论传统，审度

与中国传统儒学“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不同，现代西方哲学主流观点曾认为知识与权力是不相关的，或者说知识是独立于权力的。这与休谟对“是”与“应当”区分之后知识的价值无涉（value-free）论即知识与价值无关的观点逐渐流行有关，逻辑实证主义将科学的价值无涉论推向了顶峰。20世纪之交，知识的价值无涉论开始被质疑。到20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一体化，将科学技术与其应用截然分开的观点备受批评。以原子弹爆炸为标志，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日益暴露出来，科学技术最终能解决自身所导致的问题的观念动摇。随着法国“五月风暴”、反战运动、绿色环保运动、女权主义运动、新一轮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兴起，致力于批判科学技术的另类科学哲学兴起，科学技术在特定历史情境中成为战争、统治、殖民和性别歧视的支持者的一面被揭示出来[①]。尤其是经过90年代著名的“科学大战”（Science Wars）之后，知识权力无涉的观念已经不合时宜，有关知识的权力研究业已成为另类科学哲学的基本线索和主要问题之一。

本文试图梳理现当代知识的权力研究的发展脉络，将其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主要传统：马克思传统、知识社会学传统、尼采-福柯传统和技治-反技治传统，并简要分析了它们所讨论的主要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必须要强调的是，这几大传统之间一开始就交织在一起，如今又日益表现出相互借鉴和融合的趋势。

一、马克思传统

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蕴含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知识的限定性的可能性，因为知识是一种高级社会意识形式。这一点很快就引起后来者如曼海姆的关注。马克思从社会意识角度出发理解知识，发展出从属于他整个资本主义批判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构成与资本主义经济批判相平行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而马克思对科学技术异化的分析则晚至20世纪70年代才被法兰克福学派有效地继承。马克思的科学技术异化论直接包含某种知识的权力分析。芬伯格认为：“马克思第一次揭示了假定的技术律令背后的利益，表明了资本主义的技术维度与一种从上层控制的异化社会相适应。”[②]知识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学如果不追溯到马克思，很可能受“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错误观点的影响。总的来说，马克思对认知活动的权力分析，包括了对作为意识形态的人文社会科学和作为机器统治工具的自然科学技术的研究。前者即意识形态批判，揭示了人文社会科学以欺骗民众的方式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后者可以称之为机器批判，即围绕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方式分析了自然科学技术如何被资产阶级用于压制工人阶级[③]。

从意识形态批判的线索看，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的继承最为著名。他们将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用于分析自然科学技术，提出“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的观点。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理论主要批判的不是自然科学技术，而是资本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宗教、价值观等文化（从狭义的、与技术相对的意义上理解）内容。霍克海默明确提出了“科学即意识形态”的观点[④]。他与阿多诺并未止步于抽象的形上思辨，而是从启蒙角度具体审视现代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统治之间的一致性。马尔库塞指出，技术合理性直接就是意识形态，将技术合理性与政治合理性关联起来，分析两者如何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变为极权管理社会，使社会个体成为“单向度的人”[⑤]。哈贝马斯则提出科学技术是“隐形意识形态”的观点，分析建基于科学技术之上的发达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特点和新运作方式[⑥]。

从机器批判的线索看，技治主义者凡勃伦、蔡斯，人文主义者芒福德等人的机器哲学均受到马克思的重要影响。与马克思类似，凡勃伦亦主要关注机器与工人的关系，亦对机器压迫工人的情况表达了强烈的愤慨[⑦]。但是，作为技治主义者，他对包括机器因素在内的现代科学技术总体上持乐观主义科学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因而他的机器批判表现出来的人文主义色彩与他的整体理论有些不协调。蔡斯撰写《机器与人》一书[⑧]，深刻分析了机器对具体的、历史的、活生生的现代人的影响，既包括机器应用的正面影响，亦包括机器应用的负面问题。他从根本上仍然相信，机器的问题最终还是要由新机器解决。不过，蔡斯对此阐述得很无力，明显表现出在技治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犹豫不定。芒福德从彻底的人文主义的角度对现代机器提出了全面、系统的批判，尤其提出了“巨机器”的著名隐喻，将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视为机器制度，并探讨了机器体系转向人文主义的可能[⑨]。但是，对究竟最终是把问题归结到现代技术还是归结到资本主义制度，芒福德没有很好地表明立场。马克思认为，问题不在于机器，而在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

马尔库塞的学生芬伯格把意识形态批判与机器批判结合起来，并将自己的理论称之为“技术批判理论”，以示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继承。在芬伯格看来，技术与文化、机器与意识形态不再被根本上视为是对立的，而应将技术、机器视为整个文化的一部分[⑩]。芬伯格将在马克思那里分离的两种批判结合起来，提出通过文明规划以转变资本主义技术的理论。芬伯格极力揉合社会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科学技术论，大量借鉴福柯知识—权力理论，并将技治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着力批判，对知识的权力研究的四大传统进行了有意义的融合。

二、知识社会学传统

从曼海姆开始，知识的权力研究一直是知识社会学的重要研究线索。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将实际知识发展过程看作意识形态斗争史，因而成功地把经典的真理问题转变成权力问题。知识社会学融合了历史主义、社会学和群体主义等多种视角，试图取代传统的认识论研究。曼海姆从根本上修正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抛弃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宗旨。他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所有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均视为欺骗性的，主张知识社会学要客观、中立地分析知识的意识形态根源，而不为某个阶级服务[11]。因此，曼海姆遭到法兰克福学派长期的批评[12]。

20世纪50、60年代，知识社会学两大相互关联的主要分支即知识分子研究、科学社会学均对知识的权力维度进行了细致研究。知识分子研究以科塞的《理念人》[13]、兹纳涅茨基的《知识人的社会角色》[14]、古德纳的《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15]等为代表，着力分析了知识分子急剧增加这一现代现象背后的社会学意味。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必然受到知识分子研究的关注，因为，知识分子研究的兴起，本身即是知识分子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并要求权力的理论产物。“即便是最坚定的修正论者，对理想、对抗性最强的人文知识分子（不管他公开鼓吹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他们也都是在话语、体制和欲望的网络内运作”[16]。因此，知识分子研究著作大多夹杂着若隐若现的专家治国的主张，与技治主义传统勾连甚多。以默顿学派为核心的科学社会学将结构-功能主义引入知识社会学，将研究视角引向自然科学共同体的内部，主要研究科学建制内部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环境等问题。其中，科学界的权力关系是重要的主题，涉及科学权威、科学分层、女性科学家等诸多问题，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的社会分层》[17]、朱克曼的《科学界的精英》[18]、齐曼的《知识的力量》[19]等重点探讨了自然科学界的权力现象。

曼海姆把自然科学知识排除在知识社会学的分析之外，而默顿学派主要研究对象是科学家。他们均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客观真理，不受外在的社会因素的影响，因而不能进行社会学分析。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打破了这种教条，将社会学方法应用于科学知识生产本身，提出“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的核心观点，被称为社会建构主义。SSK把建构科学知识的社会因素尤其归结为社会利益，因而关注科学知识建构过程中的权力影响。但是，SSK对科学知识的权力分析，已经与马克思的批判传统基本脱离，成为一种反科学而不是反资本主义的理论。

默顿学派主要关注自然科学家之间的权力关系，而不是自然科学家与外部权力如政治权力的关系。同样，SSK主要关注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对科学知识的外部权力效应研究不够。21世纪之交兴起的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STPP）研究将目光转向科学技术与外部社会环境（如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之间的关系，分析作为公共产品的科学技术与政府、企业、公众、非政府组织等之间的多维互动关系，试图以公共政策调节这些关系，实现“科学技术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20]。从权力的角度看，STPP研究试图赋予公众对科学技术相关决策更大的权力，以民主化改造这一过程。因此，科技决策中的权力博弈是STPP最主要的研究内容。无论从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理论资源等各个角度看，STPP的异质性均表现得非常突出。对于STPP而言，借鉴、融合四大传统中的不同观点、理论是必须的。作为一种问题学，只要对分析问题有益，STPP不在意属于何种传统、何种学科。STPP关注现实，试图通过研究直接改善公众处境，是一种反对科学技术极权的权力解放学。

三、尼采-福柯传统

除了马克思之外，曼海姆还承认了知识社会学受到尼采的重要影响。他指出，“现代意识形态论和现代知识社会学理论的另一个源头可以在尼采的洞见的闪光中发现。”[21]这既佐证了知识社会学对权力问题的重视，亦表明尼采对于知识的权力研究的重要性。

尼采坚持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的立场来审视知识。他指出：“就知识一词有意义的范围来说，世界是可认知的；但知识也可以用不同方式解释。它不是蕴含着一种意义，而是无数意义。”[22]尼采否认知识的真理性，把知识视为权力意志的工具。权力意志是世界的本质，知识、科学以统治自然为目的，伴随着权力的增长而增长，体现了权力意志。求知不是为了掌握真理，而是出于支配和控制的冲动。他认为，“真理的标准在于权力感的提高”[23]。按照尼采的观点，知识论实质是权力论，或者说应该用权力论取代知识论。必须要指出，尼采的权力意志与一般对权力否定性理解不同，并不把权力意志等同于强权统治。他所肯定的权力意志并不等于外在的暴力、统治、禁止和镇压等，而是充溢生命内在的积极力量，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创造性力量。因此，尼采主张知识权力研究，但并不是借此来控诉权力对知识的压制。

正如芬伯格指出，“福柯的研究建立在尼采的社会理论基础之上，尼采把社会看作是一个通过狡猾的权力斗争而出现的暂时平衡的网络。”[24]福柯发展了尼采对知识的权力解读，提出了著名的知识-权力理论。他认为，权力运作方式在19世纪以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封建时代的王权由现代生命权力所替代。生命权力是一种知识权力，它的运转离不开知识。反过来，现代知识是一种权力知识，它的运转离不开权力[25]。因此，知识和权力在现代社会“共生”而成为知识-权力。并且，知识-权力的运转在现代社会得到了制度化的保证，形成了有形亦有力的真理制度。福柯明白地强调知识-权力的建设性，并主张它是无主体的、无中心的，因而知识-权力对人的束缚无处不在，使现代社会成为了规训社会。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不再是普遍型知识分子，而是特殊型知识分子，仅仅熟悉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福柯对规训社会的后现代主义批判，可以被视为一种反技治主义理论，而特殊型知识分子理论亦可以从知识分子研究的传统加以定位。除此之外，知识-权力理论可以发现马克思的影响[26]。

利奥塔亦关注知识的权力研究。利奥塔指出，当代社会的“信息学霸权”问题，即知识越来越可操作化、信息化，不能被转译为机器语言的陈述不被认定为知识。知识越来越商品化，以往知识与人的精神、人的塑成密不可分，现在知识为了出售而生产，为了增殖而消费，知识成了首要的生产力。这显著改变了最发达国家就业人口的构成比例。知识成为了权力争夺的焦点，民族国家会为了控制信息而开战。国家对知识控制削弱，国家成为了阻碍信息自由流通的力量。跨国公司兴起，它们对知识拥有了更多控制权。因此，科学自古就依附于政治、权力，这种依附在当代愈演愈烈，最终形成了这样的局面：“知识和权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知道应该决定什么？在信息时代，知识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问题”[27]。

尼采对知识、权力的泛化理解对福柯、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者影响很大。尼采的反思主要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福柯对知识的权力研究重点不在数学和自然科学，尤其忽视物理、化学等经典自然科学，而利奥塔则笼统地使用知识、科学这两个概念。把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全面引入自然科学和实验室研究的是劳斯，他提出了强调对自然科学进行福柯式微观权力分析的“科学的政治哲学”[28]。从总体上看，劳斯属于类似费耶阿本德、罗蒂的分析哲学“叛逆”。但是，单就知识的权力研究而言，劳斯最好是在尼采-福柯传统中定位。劳斯对知识、权力的基本立场几乎就是对福柯观点的重新表述。在知识的权力研究方面，他的主要创新就在于将谱系学的微观权力分析方法应用于实验室中，形成了一种以知识的权力分析为核心的实验室研究理论，并暗示了类似于福柯“监狱社会”的“实验室社会”隐喻。实际上，劳斯从SSK中得到了重要启发，亦可从“后SSK”（沿着SSK的方向对强纲领SSK进行修正的思想）加以定位。劳斯也借鉴了马克思的观点，将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视为科学的政治哲学可能进路之一，即“解放论”的科学批判[29]。不过他将女权主义者、后殖民主义者均归结于其中，表明并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

四、技治-反技治传统

技治主义主张把自然科学技术、社会技术与政治权力结合起来，由受过自然科学技术教育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工程师和经济学家等，按照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来治理国家。简言之，技治主义等于专家治国加上技术统治[30]。因此，技治主义完全不属于对知识的批判研究，而是乐观的科技决定论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形式。或者说，技治主义式知识的权力研究实质是设计某种知识-权力的政治运行理想和实施方案。

技治主义一般被追溯到圣西门。圣西门技治主义亦可称为“实业家科学家联合统治论”，主张牛顿议会（总会）和各级牛顿议会代替教会行使国家统治权，教育和指挥所有社会成员。社会的精神权力由科学家掌握，社会的世俗权力由实业家掌握，两者联合主导社会运行，共同维护封建王权[31]。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圣西门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被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渊源。这意味着技治主义与马克思有着复杂的联系。

技治主义最重要的代表是凡勃伦，他亦被一些人视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凡勃伦看来，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全面进入工业系统为主干的工业社会，这提出了由熟悉工业系统运行规律的人来控制工业生产的要求。但是，在资本主义不在所有制（absentee ownership）之下，企业由商人而不是工程师管理，商人为了追逐利润实际限制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与商业、工程师与商人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技术发展终将突破所有权制度的束缚，摧毁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因此，必须要通过“工程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把国家的统治权交给能掌控工业系统的工程师。但是，凡勃伦害怕布尔什维克式的暴力革命，希望看到某种平静的权力交接[32]。不过和圣西门以及其后的技治主义者相比，凡勃伦的革命性是很强的。

凡勃伦之后，技治主义者基本放弃了颠覆资本主义的初衷，不再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主张对资本主义政治进行科学化改造，以提高行政活动的效率，因而迅速蜕变为改良资本主义制度以维护资本家统治的资产阶级同路人。比如，丹尼尔·贝尔。他认为，正在到来的后工业社会是技治主义、能者统治的社会。在后工业社会中，人们获得权力的手段转向了知识，声望、地位最终都以知识为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知识成为权力的源泉。知识是后工业社会不可或缺的政治资源，正在改变传统的经验论式、意识形态性的政治决策，而转向非意识形态性的技术决策。对于能者统治，贝尔是十分赞成的。他甚至批评了圣西门仍然把知识作为权力的从属性因素，没有看到政治决策与技术决策的同一性[33]。贝尔把后工业社会视为社会发展新阶段，超越了同属于工业体制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因此他宣布意识形态在后工业社会中将被终结。

20世纪30年代，美国兴起了技治主义运动，之后技治主义就开始向其他国家扩散，今天已经成为全球性政治现象。与此同时，反技治主义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很多人将马克思视为科技决定论者，也有人将他视为反技治主义者。芬伯格认为，马尔库塞将“马克思主义重新解释为一种对合理性的恶托邦的批判”[34]。但是，马尔库塞更强调马克思的科技异化理论，但如果全面审视马克思的理论，必须要承认：马克思用辩证法超越了技治-反技治的对立。埃呂尔反对技治主义将技术与国家融合，认为这将导致新的贵族统治[35]。福柯对权力进行建设性改造，仍然对知识-权力持批判的态度，而技治主义对于知识与权力在现代社会的共谋关系不仅不批判，仍主张建设性地规划和利用。从这个角度来看，福柯可以视为反技治主义者。马尔库塞指出，技术进步与技术理性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单向度极权主义社会的塑成和运转中占据着极其关键的枢纽地位，技治主义压制反对的声音，人们甚至失去了设想替代性选择的能力[36]。哈贝马斯将技治主义称为技术统治论，并详细分析了技术统治论的特点和危险[37]。波兹曼则认为，当代文明已经进入技治主义时代，社会技术成为了技治主义的帮凶[38]。在《科学的反革命》中，哈耶克认为，技治主义是理性的滥用，已经危害到人们的自由[39]。总的来说，除了反对技治主义相同之外，反技治主义者观点差异很大，各自属于不同的反思传统，反对技治主义的理由亦很不相同。大致来说，主要的理由包括：（1）马克思主义指责技治主义帮助资本主义压迫劳动者；（2）人文主义批评技治主义将人视为机器，严重束缚了人性；（3）自由主义谴责技治主义侵害了个体自由；（4）历史主义、相对主义认为科学原理、技术原则根本不适用于人类社会；（5）怀旧主义的反感不局限于技治主义，而是包括整个现代生活方式，“回到古希腊”是它的口号。

从主题来看，技治主义与知识分子研究关联很大。从某种意义上讲，两者都是知识分子兴起并要求权力的理论表现。但是，技治主义表达的主要是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分子（亦包括经济学、管理学等某些社会科学）的权力诉求，知识分子研究更多关心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权力欲望。实际上，当代知识分子并不是一致的共同体。“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尤其是在一个技术专家统治的工业社会里，变得比技术知识分子更加处于边缘地位，更加受到冷落。新阶级的内部开始出现分化。”[40]人文知识分子对技术专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表现出某种嫉妒或怨恨，这应该是反技治主义相伴技治主义而生的一个不能忽略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技治主义自圣西门经凡勃伦、加尔布雷斯、布热津斯基、布尔斯廷至丹尼尔.贝尔、托夫勒等人，积淀出独特的基本的问题、回答方式和立场，并与各种反技治主义批评相互碰撞，业已形成与知识分子研究完全不同的理论传统。

五、关于知识的权力研究：传统中所蕴含的问题与趋势

知识、权力均为宽泛、复杂的概念，因而两者的交叉必然会产生更为复杂的问题网络或问题簇。从类型学上说，科学知识可以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权力可以分为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文化权力。从活动论上说，知识活动包括知识的生产、传播、消费等过程，权力活动包括赋权、用权、平权、限权等过程。从实践者角度看，知识主体可以分为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人文知识分子等，权力主体可以分为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等。除此之外，对知识、权力还有很多重要的但局限于某个语境中的分类方式，比如：西方知识/非西方知识，知识生产/知识应用，科学共同体内部/科学共同体外部，政权/非政权，权利/权力，压迫性权力/建设性权力，等等。按照不同分类学，知识与权力的交集可以形成知识的权力研究的不同问题矩阵。举例如下：

因此，借助分类学可以形成知识的权力研究的非常复杂的问题矩阵。并且，不同的问题矩阵之间相互关联。这一方面让研究域内的问题连接成问题网络，另一方面可以帮助进一步细化问题，比如马克思的机器哲学属于自然科学知识应用中的工人权力、资产阶级权力问题——这也意味着可以借助分类学帮助定位问题。

问题网络是理论上的可能问题。在实际研究中，不同的问题重要性有很大差别。概括起来看，上述4大传统所探讨的重要的问题至少要包括：（1）知识与权力的基本关系；（2）知识生产中的权力运作；（3）知识传播的权力效应与权力控制；（4）科学界的权力现象；（5）机器与权力；（6）人文社会科学的阶级属性；（7）科研与金钱；（8）知识与资产阶级统治；（9）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问题；（10）专家治国；（11）知识与女性权力；（12）非西方知识的权力；（13）学术与政治；（14）科学技术公共决策的民主化；（15）规划科学与学术自由；（16）知识平等与社会平等。

当前知识的权力研究主要有两个特点或趋势：（1）多元并存与借鉴融合。一方面，知识的权力研究表现出重要的异质性特点。不同的研究传统均有一些支持者，并且沿着各自进路逐渐发展。另一方面，不同的研究传统之间的碰撞、对话和相互借鉴逐渐增长，近年来出现了融合不同研究进路的趋势。（2）跨学科趋势得以彰显。知识的权力研究一开始就不完全是形而上学研究，现在越来越走出哲学的限制，积极引入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历史学和文化研究等不同学科的理论资源。

未来知识的权力研究必须要走向审度知识的基本立场。把知识看得过于神圣，容易导致一味辩护的立场。逻辑实证主义主张科学是价值无涉的，断然否认科学与权力的勾连，坚持科学客观性、真理性的立场。这种价值与事实二分的观点，实际可以为科学要求权力服务，因为其一，权力诉求皆为主观的，而科学是客观的，因而权力领域问题最终可以用科学进行中立判断；其二，科学是权力无涉的，因而无论在何种权力环境下，科学发展都应该得到保证，它的合理性不来自于权力而是来自于真理。技治主义对于自然科学知识持有类似的辩护立场：虽然它不否认知识与权力的勾连，但它认可这种勾连，并积极为知识-权力设计政治运作方案。与辩护相反，更多的知识的权力研究站在批判的立场上，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者、反技治主义者、建构主义者都是如此。当然，他们的批判差别很大，但在两个基本立场上一致：（1）在现代社会中，知识与权力存在诸多勾连；（2）这种勾连是不好的，是诸多现代社会问题的根源。

一味辩护或批判的立场都是极端、片面的，知识的权力研究应该走向审度的立场。审度并不是仅仅意味着全面——既要看到问题的负面，又要看到问题的正面——更重要的是要对问题进行具体、历史、谨慎的深入研究。这意味着知识的权力研究应该完全转向问题学思路，即由问题出发、围绕问题组织的学问，而不是由理论出发、以体系建构为旨归的学问。知识的权力研究的兴起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反映当代社会已经进入知识时代，知识与权力的实际勾连已经成为当代重大问题。知识之权力维度的问题学既要从纵向上要把握时代的历史特点，又要从横向上要把握问题的地方性，然后在深入分析各个关节点的基础上得出审慎的结论。

知识的权力研究成为问题学，还意味着它应该以经验性为形式偏好。后现代主义之后，相对于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研究而言，哲学为人类思想宝库所做的贡献相对较小。这并不代表思辨的、总体的智慧已经过时，而可能意味着：形而上学应该更好地与当代人的生存更好地结合起来，从更直接的个体或群体经验入手来立论，或者最终指向这种经验，以帮助人类更好地理解时代精神下点自己。换言之，哲学要实现彻底的经验转向。这意味着：（1）应用性哲学的兴起，如网络哲学、环境哲学等；（2）哲学论证更多借助经验事实，减弱对概念分析的依赖；（3）哲学从宏大叙事走向小叙事，能更直接地帮助个体应对具体的生活环境。对于知识的权力研究而言，上述经验偏好直接要求了研究的经验化、微观化，即在某个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分析某个具体问题，得出某些可资操作的具体结论。STPP在近年来方兴未艾，就是这一趋势的重要体现。正如福柯所主张的，知识-权力不仅是意识层面的东西，而是在现代社会实实在在地形成了真理制度，因而对真理制度进行微观权力分析，是比形上研究更为重要的问题。

对于知识的权力研究而言，网络环境是现时代社会环境的重要特征。实际上，对于网络对当代社会的根本性影响，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就知识的权力研究而言，网络已经从根本上改变当代的知识状况、权力状况。在知识方面，网络信息爆炸将信息、知识与智慧之间的差别问题暴露出来，归纳知识的价值急剧降低，知识的真理性被动摇，知识与权力、金钱之间的关系被暴露出来，知识紧缺的传统状况被根本扭转，应对知识过剩成为最重要的当代知识问题。在权力方面，互联网同时支持“自上而下的权力”和“自下而上的权力”，网络增强了人们的权利意识，同时又赋予组织更好地控制个体的权力工具，权力博弈、权力冲突、权力斗争被散落在具体的环境中，从围绕政权、选举权为中心转变为无中心、无序和无处不在的小规模冲突，信息成为权力冲突的最重要对象，权力运作的细节成为权力活动的关键。随着互联网向物联网进化，知识状况和权力状况的上述趋势会进一步发展，导致整个社会的根本性转变。总之，知识的权力研究必须给予网络环境足够的关注。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当代美国另类科学哲学研究”（项目号：12XNJ023）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刘永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