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哲学概述》（
1982）的《跋》中引用经典观点指出，对科学哲学的评价要坚持实践标准，用科学实际去检验，而不能以我们所理解的一些原则为标准。舒炜光在集体著作《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的绪论中将众多科学哲学家的思想看作正在编织中而无完工之日的思想流动网，并指出不论是一个哲学家还是一个哲学派别的哲学思想，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封闭的圆圈，都会与别的哲学思想圆圈相交。正是由于科学哲学以科学实践为评价标准，加上比传统思想更具思想杂交优势，自然就成了新时期哲学发展和观念调适的突破口。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在此之后的传播中再次展露锋芒。波普尔的知识论和证伪主义使人们认识到，知识是进化的产物，它既是客观的也是猜测性、有限的和可错的；库恩的不可通约性的思想让人们看到了范式间的平行关系和范式转换的整体性与历史性。这些作为新观念的旧思想触发了知识界对科学理性和进步的选择与反思。
科学哲学可大致分为一般的科学哲学问题（如科学划界、科学说明等）和具体科学的哲学问题（如数学哲学、物理学哲学等，与传统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领域类似）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并与科学史和当代科学思想密不可分。近30年来，中国的科学哲学将一般的科学哲学与既有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相结合，成为科技哲学领域最先发展起来的研究范式，并在相当长的时期担当了科技哲学领域拓展的孵化器。自1979年以来已经召开了13届的全国科学哲学会议的主题包括：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库恩的科学哲学、科学发现、科学理论的评价、科学分界、理论结构问题、说明问题、物理学哲学、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科学与价值、反伪科学、社会科学哲学、科学前沿的哲学伦理问题、自然哲学、后现代与科学哲学、科学技术中的哲学问题、科学知识社会学、物理学百年革命与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认知科学哲学、科技伦理等。这些主题大致勾勒了科学哲学乃至科技哲学的问题域。
经过多年的学术积累和交流，科学哲学研究开始从学派述评转入问题导向的研究。继一些以问题而非学派为主线的科学哲学通论性专著出版之后，科学实在论等方面的专论亦流行坊间。对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等问题的讨论促进了概念澄清和理论构建，反过来又激起更多质疑。例如，由量子力学对基于物质实体的经典实在观的冲击而引申出的关系实在论主张实在是关系的，关系的实在性在于其普遍性和客观性，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先于关系者。相关的讨论使关系实在论至少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得到辨析，一方面是本体论或存有论层面的关系对实体的消解，另一方面是认识论层面以主体间性重建客观性获得的反实在论或非实在论立场，其理路固然昭示了对独断本体论的突越和引入透视主义认识论之可能，但这两个层面能否融贯与会通、其与基于认识论旨趣的科学实在论的关系等成为难以回避的问题。
在科学哲学问题的讨论中，科学与哲学的相干性和科学哲学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反思。首先，科学与哲学可能出现相互启发的相干情形，但本质上各有其自主性。与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之分野类似，科学发现（如量子力学）与哲学结论（如某种实在论或方法论）之间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同一科学发现可以有不同的哲学结论，新科学发现对某个哲学结论的倾向性并不一定昭示其反论被逻辑地否证。同样地，科学方法论与“反对方法”亦可并行不悖。一些科学方法论的思考者敏锐地意识到，应在两极之间保持必要张力，并提出了互补方法论。
其次，科学哲学的学科合法性在于它是“关于科学的哲学”。科学哲学与其说是科学指南毋宁说是哲学试验，其问题域多处于科学尚不能对其基本概念和理论架构给出满意或自洽解释的边缘地带。有关“科学化的哲学”和“关于科学的哲学”的深入辨析使我们认识到，虽然具有“伟大传统”的科学哲学因无法提供其所承诺的“科学的世界概念”而难以自诩“科学化的哲学”，却依然可定位为“关于科学的哲学”而确立其合法性。这种定位既便于界定一般的科学哲学，又能兼容作为“科学中的哲学”的具体科学的哲学问题（或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令两者成为科学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科学与哲学均高度专业化的情况下，这种定位相当艰难，但又十分必要。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以来的哲学都是在与当时的科学的交融与对话中发展起来的，著名科学家霍金对当代哲学家不能跟上科学进步，而将哲学归结为语言分析甚觉遗憾，并将这种对伟大哲学传统的背离斥为堕落，作为哲学学科的科学哲学更不可避免地要与具体的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相结合。
面向科技时代的哲学考量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使科学形象从反映自然规律的科学延伸至“作为直接生产力”的科学和作为市场经济最活跃的内生变量的科技。以此为契机，主流话语中科学的实际意涵拓展为科技，对自然和科学的哲学思考随之转换为面向科技时代的哲学考量，紧扣时代主题的科技哲学因此在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技与社会研究、科学思想与文化、科技伦理等领域获得全方位的发展。
自然哲学主要涉及三个层面：基于科技进展的新自然图景和自然观、由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与重建，以及对科技时代人与自然的存在状况的哲学沉思，这些讨论受到生态学、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大卫·格里芬的后现代科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等思想的影响。新自然图景和新自然观多立足量子力学、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生命科学、认知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新趋势，试图对自然及其演化做出自洽的描述，并为认识自然与社会提供方法论启示，如计算主义、虚拟认识论等。金吾伦、董光壁等人在反思还原论和分析重构论的基础上提出的生成论和整体生成论是其中具有典型性的探索。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与重建促使学界从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分野出发，探讨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比较研究（如中日）、绿色科技创新等现实问题，并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等生态哲学与生态伦理问题展开对话。其中，有关建设性的后现代生态科技观的研究在探析科技造成环境问题的原因后指出，为了解决环境问题，科技发展应在本体论层面从自然的祛魅走向自然的返魅，在认识论层面从天然自然走向大自然系统，在方法论层面从自然的简单化走向复杂化，以伦理引导技术创新，并承认科学认识的有限性和科技解决环境问题的限度。对科技时代人与自然的存在状况的哲学沉思则试图从存在论意义上重建自然的概念，主张沿着海德格尔后期的思想，重视时间性发现和博物学传统，打破由世界作为图像和人作为主体所带来的自然的图像化和人类支配自然的观念，以此寻求人类、生命和宇宙的根本与源头，回归自然作为本性和本原的哲学意味，复兴牛顿以来中断的自然哲学传统。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科学哲学中正统论题的核心地位受到挑战的情况下，国内科学哲学研究一方面受到后实证主义及与之相关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后哲学文化、女性主义等后现代性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开始关注到自然化科学哲学、实验哲学、新实用主义与新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解释学与现象学的科学哲学等思想流派。通过对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科学大战”等问题和事件的探讨与反思，学界开始超越逻辑经验主义和后实证主义，提出了“走向实践优位的科学哲学”和“走向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等研究纲领。前者把科学活动看成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有形式，在对科学理性的理解上，主张放弃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分野,突破传统的科学哲学有关通过对世界的表征而获得普遍性知识的立场，转而强调实验对研究对象的介入和知识的地方性，使科学哲学从“理论优位”走向“实践优位”。后者试图在科学哲学的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三大转向的基础上，走向语境论的科学哲学，并结合语用、修辞、隐喻研究为科学实在论与科学理性辩护，进而将其运用于科学实在论、量子力学哲学、数学哲学等领域。
技术哲学领域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陈昌曙等人关于工程技术方法论和技术论的研究。此后除了在技术创新等应用研究中不断拓展，更由技术价值论、社会批判理论、技术社会学和技术的形而上学等人文视角的探讨而引向深入，几年来出现了研究旨趣的经验论转向和研究背景的后现代技术转向，研究视角亦日渐多元，在技术与伦理、技术与文化、技术与工程和技术哲学思想史等领域均有所发展。其理路主要有解释学、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技术哲学、技术批判、工具实在论、社会建构论、风险与反思现代性理论、后结构主义（如知识权力结构、仿真理论）、后人类主义（如赛博格和人类增强）等，思想资源涉及自北美（如伊德、芬伯格、温纳、哈拉维等）、法国（拉图尔、埃吕尔、鲍德里亚等）、德国（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尤纳斯等）和中国传统思想（庄子等）。相关研究聚焦于技术的本质、科学与技术的划界、技术的价值、技术伦理、技术与风险和技术的发展规律等问题。其中，有关技术的价值负荷或负载的讨论表明，技术并非价值中立，为了克服技术风险使其造福人类，应该充分揭示技术的价值因素，并使伦理制约成为技术的内在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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