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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现明:论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精神和生存论诉求
  作者:史现明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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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内容摘要:

科学发展观是新世纪国家的发展战略,它不仅注重物质层面的发展,还牵涉到精神层面,还是一场精神层面新的“启蒙运动”。因为强调“科学”发展,就要培育全民的科学精神,培育自由探索的求真精神,这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然而这种新的“科学精神”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狭隘的科学理性,它是一种饱含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从社会操作层面看,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就要努力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摒弃消费型的生活模式,构建一种节约型社会,注重精神生活的质量。从精神层面上看,要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生活的态度,改变对世界的看法,就要摒弃在自然面前一味地索取、进攻的姿态,就要对自然界有所敬畏。从存在论哲学的角度讲,“敬畏”是人类的生存的基本状态。它有三层含义:是智慧的源泉,科学的源泉;它是道德需要;它是生存的需要。敬畏精神与崇高为伍,也是追求知识、探索自然的动力。按海德格尔的说法,人是存在的看护着而不是占有者。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的改变才能使人类返回自己的本质,才是真的“以人为本”。“有敬才能有所持,有畏才能有所防”倡导敬畏精神也是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地球的需要。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科学精神 生活方式 敬畏

 

科学发展观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其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发展要以科技进步为支撑,这一点尽人皆知,除此之外,我认为科学精神的培育是科学发展观的深层要求,因为国民的科学精神、科学素养还关涉到科学发展有没有后劲,能否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问题,科学精神作为人类的求真精神,实际上一切创新都离不开它。另外,当代人类精神的失落与困惑不是因为人类太弱小,而是因为在自然面前太强势,太贪婪,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改变一味索取的生活方式,改变对世界的态度,对自然要有所敬畏。所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可以说是国人新一轮的思想“启蒙”, 改变生存方式上的契机。

 

1. 践行科学发展观要培育“科学精神”

虽然科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一直在变化,但我认为与推行科学发展观同步的就是要大力培育人们的科学精神,或者说科学精神的“移植”是科学发展观中应有之义,是科学发展观中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很难想像一个缺乏科学精神的民族能更好地实施科学发展观。但由于20世纪以来,“救亡”主题代替了“启蒙”,国人没有真正树立起科学的理性精神,如陈寅恪所言,国人“思想不超咸丰、同治,学术不超洋务运动。”所以对于我们这样的后发国家,不但面临着经济建设的现代化任务,还面临着思想“现代化”的双重任务。

近代以来整个世界经历了一个西方化过程。这个西方化过程,其强度、深度都是空前的,持久的,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等方方面面。虽然世界早已进入了“全球化”时代,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也成就斐然,但整体来讲,我们还是跟在西方国家后面亦步亦趋,原因也许正像有学者指出的,权力集中的后发国家能迅速实现现代化、工业化,但没有能力发动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时间差,而且从文化和精神层面上来讲,我们还处在“弱势”地位,处在被动接受的地位。比如从时间上讲,后现代思潮在西方影响相当大,持续的时间相当长,对此国内学术界却颇有微词,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还是“培根的同时代人”,相信科学技术的进步能带来财富,能营造幸福生活,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所以在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旗帜下,我们要自觉地把它作为新一轮启蒙的契机。因为“理性的缺位可能是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中国人尚未克服传统思维的局限,还没有树立起理性的思维方式,而这种理性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缺乏的东西”[1]

概言之,“启蒙主义的主旨就是理性主义和自由精神”。“启蒙的合法性在于理性主义,而理性主义的合法性在于科学和真理”[2]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是启蒙精神的核心,这种怀疑的、批判的、求真的精神是我们传统文化最欠缺的元素。我们的价值取向是“成王败寇”,是功利性的,是实用主义的,缺乏足够的批判反思。社会精神取向上,官文化是封建社会的“余孽”,但现在在民间仍然根深蒂固,做学问(不同于西方的学术传统)最终还是为了做官,这就不同于西方古希腊以来奠定的“为求知而求知”的学术精神。笔者曾经参观徽州的古建筑,其建筑样式和雕刻无不透露出学而优则仕的精神追求,比如建筑上最有代表性的马头墙代表着希望子孙后代能骑上高头大马衣锦还乡,其闻名遐迩的雕刻也充满着像五子登科、“福禄”(蝙蝠和鹿代表福禄)等等主题的官文化气息。导游员讲解时还兴致勃勃,“徽商们做生意是为了让孩子读得起书,读书就是为了当官,当了官才能做更大的生意,当更大的官……”,殊不知这种理念早已和民主法制理念不相容了,代表着传统中落后的一面,所以说这种思想只是对了一半。试想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哪有科学精神滋长的土壤?所以说树立科学发展观首要的就是培育全民的科学精神,提高国民的科学素养,这样才能持续地践行“科学发展观”,因为实施科学发观,最终不仅仅是政府的事,而是千千万万老百姓的事,只有自下而上夯实基础,才能真正推行科学发展观。十六大以来,我们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然而如果缺乏为求真而求真的科学精神,怎么能有创新?即使有也不会持久因为创新精神和科学精神是密切相关。要想真正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风物长宜放眼量”,培育全民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改变社会的价值取向,为知识分子提供自由、宽松的外部环境。这样才能厚积薄发,而不会使创新型国家流于政治口号。也只有建立了“创新”的长效机制,才能更好地实施科学发展观。

科学史家萨顿认为,新的人文主义中最宝贵的财富是科学精神,科学技术成果只是它的“副产品”。么具体而言什么是科学精神呢?自笛卡尔以来,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反传统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为求真而求真的自由探索精神。怀疑、批判精神就是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权,只唯实,在这种环境下人才能自由探索,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才能真正做到为求真而求真。按康德的说法,就是“勇敢地使用你自己的理智”。但在现实中,在有着悠久“功利主义”传统的中国社会中,主要把科技作为手段,作为第一生产力,作为财富的源泉,这在当下可以理解,但技术决定论的思想我们应该抛弃。如《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所言,“生产的逻辑既不是生活的逻辑,也不是社会的逻辑”[3]。“今天,政治的核心是经济,经济的核心是技术”[4],这是现实,但政治、经济和技术它们既解决不了生活的所有问题,也解决不了社会的所有问题,鉴于此我们必须转变发展思路。

需要加以区别的是,今天所谓的科学、“科学精神”,不同于十八、十九世纪的科学概念,不再是科学至上的科学主义的“科学”。我们也不可能回到十七、十八世纪,在文艺复兴的情境中去进行启蒙。自从西方现代哲学诸流派兴起以来,特别是二战后很多派别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已经冲垮了传统“科学理性”的堤坝。所以我们处于非常复杂的环境中,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因为“当我们准备启蒙时,西方已经开始了对启蒙的反思与批判,此后的后现代主义颠覆了现代性的基本精神,(具体表现在“盲目乐观的理性主义,无限制的科学主义和僭越的人道主义”[5])同时大众文化则迫使精英文化失去了文化的主导地位。

即我们最缺乏的理性主义和新的人文精神,这种新的精神也可以称作新的科学精神。按萨顿的观点,科学精神最是人文的,是人性的光辉。而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综合的、全面的、协调的发展观,应该包含科技与人文、理性与信仰的平衡,应该体现充分的人文关怀。萨顿认为,“新人文主义是一种双重的复兴:对于文学家是科学的复兴,对于科学家则是文学的复兴。”[6]萨顿还认为,“我们不能只靠真理生活。……科学精神是它(新人文主义)的核心,但仅只是核心而已”。[7]我们这轮新的“启蒙运动”,在“五个统筹”前提下,还应包括对环境、生态 、道德、历史、文学、艺术等人文因素的考量,包括把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行动的目标。

总之,包含人文元素的科学理性精神,不同于十八、九世纪“狭隘的理性主义”,是新的理性精神,是包含人文情怀的科学精神,是超越的,与时俱进的。

2.推进科学发展观要求改变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地球可以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是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维特根斯坦也指出,时代的病痛要通过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来解决,哲学的病痛要通过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来解决。全球化的时代,也是“全球问题”凸显的时代,能源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粮食问题和环境问题等长期以来困扰着人类,去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很多学者撰文批评美国式生活方式的不可持续性。批评美国占世界1/20的人口却消耗着世界1/3的能源,1/4的资源,还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美国式的生活方式明显不是“科学发展观”,是不可持续的。舒马赫研究发现,“一个社会所享有的真正空暇时间往往与它所使用的节约劳动力的机器数量成反比……如果你到工业接近名列末位的缅甸去访问,就会发现人们有大量闲暇时间过着真正愉快的生活。……事实仍然是压在他们肩上的担子比我们轻得多。”[8]他认为,“大量生产的技术在本质上是暴力的,破坏生态的,从非再生资源的角度来说,是自我毁灭的,并且使人失去作用。”[9]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具有人性技术”的思想,就是把大量生产转变为“大众生产”,把大型机器转变为小型技术。这种思想在操作上虽然有一些问题,但是就其对现代大型技术的批判反思而言,无疑很有启发意义。

犹太教有一句格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大概可以这样去理解为人的智慧来自于理性,神的智慧来自于直观。由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会犯错的,所以人的智慧永远也比不上神的直观。相对于全知全能的神,人永远是渺小的,有限的存在。科技的“光亮”越大,照亮的黑暗面就越多,就会有越多的未知展现在我们面前。穷尽未知只是展现了人类无知的狂妄,杨振宁认为“科学的尽头是哲学,哲学的尽头是宗教”有一定道理。所以,在大自然、在宇宙面前人类要谦恭,要有所敬畏。哲学家库萨的尼古拉说得好:由于我们不知道已知在无限的未知中的地位、意义和性质, 因而从根本上说连已知的性质也是不清楚的。那么, 面对这无限的自然, 难道我们不需要这样一种宗教般的情感吗?我们知道很多大科学家对宇宙都有一种宗教般的情感。罗素就曾经无不嘲讽地比喻道,也许我们居住的地球正像宇宙中的一粒灰尘存在于宇宙中的某个角落,而我们就是这粒灰尘上的一种可笑、滑稽的动物。如此比喻,怎么能让我们再狂妄自大?

要改变生活方式必须首先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依我看来,之所以要强调敬畏的生活态度,①在于敬畏是存在的基本状态,②是智慧的源泉,③是一种道德上的选择。而且,只有敬畏,才启示智慧,才会有真正的科学。“敬畏与恐惧的不同之处在于,敬畏产生的是崇高感,而恐惧产生的却是卑怯感。崇高‘是在规模和程度上都激起敬畏之感的大(magnitudoreverenda令人敬畏的伟大),它吸引着人们去接近它(以便能用自己的力量去衡量它)’。在德文里,“崇高”(Erhaben)的词根是“奋起”(erhaben)。所以康德说崇高可以使人产生‘奋起把握(apprehensio领悟)对象的努力和尝试,唤起主体对他自身尺度和力量的感情’。所以,人类在赞叹与敬畏的对象面前产生的是奋起而不是退缩,是探索而不是屈从。[10]所以进一步地,敬畏是智慧的源头,敬畏才能启示智慧。康德在《实用人类学》中讲到惊异时说过:“一个人用研究的眼光在大自然的巨大的多样性中沉思默想,这样去追寻自然的秩序,就会在一种他不曾料到的智慧面前陷入惊异,即一种不由自主的赞叹(惊叹不已)。但这样一种激情只有通过理性才能激起,它是眼见在自己跟前打开了超感性事物的深渊时所感动的那种神圣的战栗。”从存在论哲学上讲,海德格尔的“畏”接近于敬畏,海德格尔认为,畏就是“没有对象的忧虑状态”,并且,畏和遮蔽、无、存在者整体是相关联的,“畏启示无。……畏使存在者整体脱落了”[11],“在畏之无的明亮黑夜里,才产生了存在者之为这样一个存在者的源始的敞开状态(Offenheit),原来是:存在者存在——而不是无。……源始的不化着的无的本质就在于:它首先把此之在带到存在者之为这样一个存—在者面前”。[12] 海德格尔认为“畏”就是人的存在状态,“畏”通达无,产生于存在,能使人在黑暗中通达澄明之境。这种思路来自于对西方形而上学“迷途”的解决,是对柏拉图“洞穴比喻”的颠倒,是解决现代人困境的尝试。所以畏这种情态在海德格尔的“始基存在论”那里是一个基础的概念。敬畏是一种生存的基本态度,它是由于人类的有限性和此在的存在特性决定的,因为人仅仅是“天空、大地、终有一死的人和诸神”四重整体中的一极而已。这种理解不是自然主义的,不是实证主义的,而是来源于人的本性,敬畏“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而是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

从现实的角度讲,“有敬才能有所持,有畏才能有所防”,我们要学习祖先们(中国古人)那样 “量入为出”的生活方式,小心翼翼地在人与自然界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一句话,过一种审慎的生活。 “在整个基督教徒传统中,大概没有比惊人的敏锐又及其现实的基本‘四德’更能适用于现代的困境了,这‘四德’就是:深思熟虑、公正持平、坚忍不拔和自我克制。”[13]

总之,科学发展观体现的是一种“科学的人文主义精神”,它所传达的使命和任务不但是政府的,也是百姓的;不但是上层的,也是基层的;不但是工作的原则,也是生活的信念;不单是进步的指导,还是道德的选择!我们要自觉地把它看做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培育全民的科学精神、求真精神、怀疑精神,戒骄戒躁奋然而前行,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个人来讲,须要抱着敬畏之心,努力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谦恭的态度,过一种审度的生活,构建节约型社会。思想的工作做好了,人的工作做好了,基础才能夯实,科学发展观才能更好地、完满地实施,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文章发表于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2][5] 张志伟 启蒙的合法性危机:当代中国启蒙所遭遇的挑战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91132,130,128

[3][4][8] [9][13] 小的是美好的【英】EF.舒马赫著 李华夏译 译林出版社 2007.1  208,107,100,104,209

[6][7] (美)乔治·萨顿 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M)陈恒六 刘兵 仲维光译 华夏出版社 1989.3  122125

[10] 武高寿 敬畏自然与有所作为的辩证法 [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5101-7

[11][12] 海德格尔 路标(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129132 转引自 毛兴贵毛兴贵 死亡,此在与存在——论死亡问题对海德格尔哲学的意义 [J] 湖北大学学报 20079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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