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是一个与学术制度、科研管理体制、评价机制紧密相关的复杂问题，呈现为结构性失衡。从更广阔的视野分析，它受到全球高等教育市场化冲击、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型等宏观形势的深刻影响。学术与政治、行政、市场间的失衡导致功利场域的形成。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需要以制度创新突破功利场域的束缚，建构出符合学术本性的知识场域。

[关键词] 人文社会科学 评价 制度 功利场域 知识场域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去，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简称文科)评价出现的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浪潮、90年代以来的知识经济、我国高等教育变革及文科转型有着深远联系。大学在运作方式上趋于多元，绩效控制理念和方法被大量引入科研管理中。这些举措，对文科学术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引致内在规则的制度变迁。[①]本文重点关注：这一制度变迁是在何种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其运作规则的变化对文科发展究竟带来怎样的影响？功利场域与学术失范有何结构性关联？如何建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场域？

一、评价与高等教育的现代转型

当下出现的诸多学术失范问题，很容易让极端者认为一切科研评价都是不必要的。其实，评价不是一时兴起的某种流行或管理者标榜业绩的工具，而是当代高等教育转型中保障教育与学术资源得以公正和有效率交换的一个重要举措。

传统上，人们一般把大学定位为由国家提供的与市场是没有太大关联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在当代，大学的边界早已延伸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与市场相脱离的传统大学被视为是低效率的。但是，教育毕竟不是以谋利为其根本目的，它以学术为内核，传承、塑造着社会文化的共同价值标准。现代高等教育试图通过转型来达到既保持学术教育本性又能在市场谋利的“双赢”效应。这就自然导致现代大学必须部分企业化，或者说必须遵循一些市场化的逻辑，采用一些企业化的运营管理方式，以大幅提高绩效。政府也才可能从大学发展所需的庞大的经济负担中得以“解脱”，既发挥了大学的知识效用，又不致完全由政府来“埋单”。于是，不论是政府管理部门还是高校都纷纷以管理主义理念与方法来提升效率和效益，经济、效率、效能等成为当代高校变革的重要指标。[②]我国高等教育也在经历着类似的转型，但有自身的特点。政府对高等教育正由国家控制型向国家监督型转变，在管理方式上由单一的行政管理转向以立法、拨款、规划、政策指导等市场式手段为主要方式的宏观管理。[③]然而，这一转变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市场化。政府对高等教育依然保持着主导地位，国家依然是教育的首要资助者和管理者。市场化是政府在管理方式、运作机制上的取向变化而不是体制的实质变迁。该方式可称作“政府主导的市场合约方式”，这成为我国文科转型的制度大背景。

 在这一转型中，为了更有效的配置教育资源，同时也为了保证公平竞争和教育质量，政府就需要通过一系列绩效评价来对高校监控。各种不同层次的评价就成为资源配置转型的重要依据和必要手段了。例如，对于政府而言，教育资源优先拨给那些社会声誉更好、评价表现出众的高校；对于高校，资源也尽量倾向于科研业绩显著的研究者；对于教育的消费者，他们更青睐那些全球排行榜上更靠前的高校。因此，以制度观点来看，当下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评价，而是如何恰当评价，如何建构合理的评价制度。

二、转型中学术制度的结构性失衡

转型不只是技术层面上工具与手段的形式变化，它更带来一种制度与价值的重塑。在我国高等教育转型的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高校文科转型在制度层面呈现出两个主要特点：政府主导与市场化取向。前者使文科的知识生产具有显著的“规划性”，学术与政治失衡；后者举起管理主义大旗，把企业管理逻辑作为科研管理的核心理念。该理念又与体制固有的行政性相结合，终使学术完全听命于行政，学术与行政失衡。此外，市场化取向必然是以市场机制来分配公共资源，市场的功利竞争本性又难以避免地引发学术与市场的失衡。

1.学术与政治的失衡

学术与政治是有紧密关联的，学术不可完全脱离一定的政治环境。但是学术又应保持其学术之为学术的自主性。在韦伯看来，学术与政治都是社会中的势力，彼此间存在着某种政治性的关系。学术必须保持相对自主性的根本目的是在于保持学术对现实的政治立场和文化价值的批判性。这种学术批判，一方面形成与政治的“价值探讨”，发展出对既定之决策意义的反思，政治在此必须面对学术判准的考验；另一方面，它也可以不断刺激学术去处理新的、与政治相关的问题，并借助文化理念与价值参照来建构其研究对象的科学性认识，使学术自身获得发展。[④]可见，学术必须保持其一定的自主性、保持其对现实一定的超越性，它需要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惟此，学术才是学术，政治也才能从学术的批判中获得长久的发展。

当前的主要问题在于，政府对于学科建制的发展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政府依据统一的导向来配置学术资源的。政府管理者常常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科研管理从方向把握、课题设计、内容安排、学术交流等各个方面，都需要加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自觉地把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和管理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结合起来，从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认识和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⑤]这样的总体导向对于一定范围内的学术研究是必要的，并有积极意义。毕竟学术应该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与现实。但学术不能过分强调导向的一致化，尤其不宜把现实的政治需要或社会需要作为全部学术资源分配的惟一基础。[⑥]邓正来对此曾给予批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虽说在一般意义上是个人性的活动，但是在中国发展的今天，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却并非如此，因为一如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尚处在转型的过程中一般，知识生产亦处于一个我所谓的‘自上而下’的‘知识规划’时代——知识生产和再生产领域实际上还处于亟待改革的阶段。”[⑦]

2.学术与行政的失衡

中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取向并未动摇高校整体的官办性特征。政府主导的市场化的合约式运作也没有削弱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行政权力的影响力。这导致一个后果，就是市场化运作实际是依附于强大的行政权力之上的，行政权力与利益关系的制约了市场的自由、公平与自由。当学术资源取得课题制这一外在化的“市场化包装”时，决定资源分配的往往不是市场，而是市场背后坚硬的现实利益较量。朱雪梅曾尖锐地分析了政治权力与学术权力的互相寻租，学术依附于政治权力的现象。[⑧]从高层的政府至底层的普通研究者，形成了一个由行政权力与现实功利编织成的利益结构体系，学术必须听命于行政。以提高管理绩效为目标的各类评估，其实质只有在行政权力的体系内才得以显现：“对上，评估成为推动工作、控制进度、展示成绩的法宝；对下，评估成为一所学校的工作线索、工作中心、工作抓手。”^[7]学术本身却被严重的忽视了。

学术与行政的失衡的另一表现就是过度评价，尤其是过度的量化评价。行政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高校在管理中采用更为规范化的管理来提高绩效与效率。但行政的过度就会导致管理者以企业管理生产的方式来管理学术，各种严格的定量化控制被机械引入评价过程，各种各样的绩效评价、成果评价、职称评价成为科研管理的主要内容。“评估浪潮”席卷学术建制的各个层面，“对应于国家和省市的教育主管部门，几乎每个‘口子’都要进行评估，重点实验室评估、重点学科评估、学科基地评估、课程建设评估、教材建设评估、优秀博士论文评估以至校园环境评估……”[⑨]这还不包括以每年成万计的各类大小课题的评价。这些评价的大多以量化评价为基础的，给难以量化的文科研究造成整体的损害。

3.学术与市场的失衡

人文社会科学并不排斥服务于社会的功利性取向，其知识性追求依赖于社会实践中鲜活的生活体验，并逐渐取得相对的知识独立性，反过来对前者产生指导力。在此意义上，功利性追求与知识性追求是相互促进的，具有统一性。但是当下的问题是，学术研究被过多地视作一种市场化生产，学术竞争蜕变为一种资源竞争，功利追求取代了学术追求。美国学者斯劳德（Sheila Slaughter）等把这一市场化行为称为“学术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即“ (学术) 机构和专业人员以获取外部资金为目的的市场化或类似市场化的行为。”[⑩]对于学术人来说，这一功利性体现为，既要作“快枪手”，多发文章、多出论著，更要善于成为“活动家”，尽早出名，尽可能地抢占资源。对于学术机构来说，则要变成一部冷酷无情的计算机器，能通过精确的衡量与评价，尽快提高产量，实现它的运作绩效与市场占有率。

4.结构性失衡

学术制度的“结构性失衡”主要呈现为学术逻辑的结构性失守，即从宏观、中观到微观的各个层面上政治、行政、市场的各种功利逻辑都已掌控、支配了学科发展的总方向，以功利性侵蚀了学术精神与学术传统，形成一个强大的功利场域。[11]接合以上几点的重点讨论，我们以表1对此进行更全面地概括和分析。宏观层面对应于国家的教育政策与产业、总的指导理念；中观层面对应于高等院校等学术单位与研究机构；微观层面可对应于学术研究者。当然，表中各项内容仅具相对区分意义，以突显问题。在现实中它们都是相互联结的，如功利逻辑显然不只存在于微观层面。

——在宏观层面上，市场逻辑与政治逻辑是主导理念，以应对全球化科研竞争压力为目标的我国高等教育市场化取向，导致高等教育的部分产业化趋势和学术经济化取向。对学术的政治、研究方向等的过度的现实要求，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学术与政治的失衡，学术更倾向于实用性、政治性取向，纯粹的学术探索很难得到现实资源的有力支持。

——在中观层面上，企业逻辑与行政逻辑成为主导。对公共教育事业的绩效追求，必然需要在以行政体制为主的中国高校中推行企业逻辑，过度行政化。这使行政性评价取代了学术性评价，外在的量化评价取代了内在的质的评价，极大矮化了文科的实际价值。以竞标为主要方式的课题制并未通过竞争机制的引入产生学术资源的更有效利用，行政逻辑与企业逻辑的“合谋”反而导致资源的寻租与利益的不公正分配，乃至滋生学术腐败。

——在微观层面，量化逻辑、生产逻辑与功利逻辑成为管理者和学术研究者的理性选择。以科研考核为核心、与物质生活待遇紧密挂钩的职称评定制度使学术研究由学术需要转变为生存需要，由学术探索转变为学术生产，致使功利主义泛滥，学术失范行为失控。职称评定的“惟科研主义”则导致高校教师对教学的轻视，严重动摇着大学的教学根基。

表1　学术制度的结构性失衡

三、应对之道：从功利场域到知识场域

以系统论的视野观之，解决结构性难题的关键在于洞悉生成复杂因果关联的内在结构性杠杆，它既是产生问题的根源也是解决问题的捷径。学术制度的失衡导致功利场域的形成。解决之道就在于以制度创新突破功利场域的束缚，逐渐建构出符合学术本性的知识场域。

1.功利场域

学术制度的结构性失衡挫伤了对学术发展至关重要的纯粹知性追求，导致强大功利场域的形成。我们以彼得·圣吉(Peter Senge)的系统思考来对此更深入地分析。

图1 人文社会科学功利场域的形成

图1 (a)幅在宏观层面表示了功利场域的形成。各种功利价值由于更适应建制的种种功利性取向，它们就更易于在现实获得发展的资源。市场交换是以量的交换为基础的，管理主义的核心也是量化管理。量本位标准与功利价值的主导是相互推进的。这样，功利价值中心化愈明显，量本位标准也愈具有优先性，反之那些难以量化的如学术性等非功利价值及其质本位标准就愈受到结构性的排斥。(b)幅在微观层面描绘功利场域的状况。学术人不得不把满足现实生存作为学术的首要目标，纯粹的学术需要则成为其次的考虑。当下为何乏见大家，只见名家？由此可见一斑。功利场域这两个层面的作用是双向的，它们既是功利主义场域的建构者同时亦是被作用者。

2.知识场域

功利场域使我们处在一种结构性困境之中：高等教育必须转型以获得发展，而转型必然会带来种种功利性。逃避功利不可能，陷身功利更不可接受。学术如何既汲取市场机制的自由与公平，直面服务现实的实践取向，又不致因过度的竞争陷入功利的拼争、或过度听命于行政指挥而丧失学术精神，已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制度层面必须要解决的新问题。

图2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场域的建构

需要指出，当下知识场域的边界是模糊的。然而，注重学科自主性，弘扬优良的学术传统和学术精神，遵从学术规范，倡导学术批评，一定是知识场域的重要内容。本图为知识场域建构的假想模式，许多问题还需要更深入地探索：如场域内具体包含哪些要素，内部如何建构出有利于学术生存的良性机制，等等。

我们认为，逐渐建构出“知识场域”，让学术适度远离基于市场逻辑之上的学术资源争夺，适当避开现实的功利需要，超越学术产量的比拼，还部分学术资源配置以适度的“非竞争性”，形成有利于产生学术精品的回报机制，是一种可能的解决之道。图2是以系统回路法对这一建构的理解。左图描绘了知识场域的内部机制。上部是以非功利逻辑为导向的学术生存循环，下部是以功利逻辑为导向的物质生存循环，二者相互分立、彼此作用。功利成果会对执着于非功利的学术人产生功利诱惑；而取得学术精品在合理的评价体系下，所带来的学术声望和巨大回报又会造成对功利者的反作用。“分立”的关键在于，取消了以市场取向来对全部学术资源的主导配置，强调应把学术资源划分为非竞争性的资源与竞争性资源。前者应达到一个适度的规模，去除生存与学术产量的紧密联系，让真正的学术人能安心于所得，不求致富但能心安于纯粹学术的探索；后者是对学术实用取向的回应，以激烈的竞争推动学术的应用取向，回应社会的现实需求。

知识场域提醒我们，学术“创新”不是熊彼特意义上的产品创造市场经济价值式的功利性创新，而应是是人类知识（认识）实质增长的非功性创造。学术制度创新也不是以所谓更规范、更有效率的企业管理手段来催逼知识生产的规模效应、广告效应，而是要在一个功利化时代尽量降低学术的功利性，还学术研究的知识本性与自由本性。我们应思考，当下学术课题制在多大程度上以竞争机制促进了学术，又在何种意义上制约了学术？如何避免由课题制导致的知识生产的“定制化”？适用于理工科的课题制在推行到文科领域时存在什么根本不适？当下执行的人事职称制度把学术生产与物质生存紧密绑定，在体现公平合理的同时，又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了学术？有多少论文、论著仅仅是“职称成果”而非学术成果？在功利性制度的主导下，又有多少研究者能真正安心于学术性的生存？

3.建议的建议

深受文科评价问题困扰的不仅是中国大陆学界，台湾学界在2004年9月举行了“反思台湾（人文及社会）高教学术评鉴研讨会”，会上提出的十条建议对我们的思考有所启发。[12]我们以表2对它们进行简要地分析。在这十条建议中，台湾学者们把第2条作为重中之重的建议，第8条建议正是本文所着力强调的。在本文看来，虽然评价方法与评价标准问题也不容忽视，但针对当下我国大陆学界的现实来说，尽快建构合理的学术制度体系（学术生存环境）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这其中对我国文科知识生产有直接影响的职称制度改革和课题制度改革是当务之急。

表2　台湾学界关于学术评价的建议与分析

本文的思考只是关于我国文科学术评价制度改革建议的建议，具体的措施还需要学界、科研管理的方方面面共同深入研讨才能更为慎重地提出。但是，通过学术的制度创新，建立公正、恰当的学术评价体系，避免机械挪用管理主义的手段和理念，力戒盲目强调竞争和生产效率，反对一味追求知识的社会功效，一定是我国文科制度改革所必须坚持的方向。

（本文曾以《文科评价的制度分析》发表于中国高等教育2008年第3期，发表时有精简，后全文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家2009》。）

A Structural Unbalance of Evaluatio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Evaluation

LIU Jinyang

(School of Philosophy, Re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ere are tight relations between the evaluation of HS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 and management of research. From a broader perspective, this problem is also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marketization of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SS in China. The lack of balance among academic research, politics, administration and market inevitably results in the becoming of an instrumentalism field. In order to foster a healthy development the HSS of China should break through the obstacle of instrumentalism field, and more institution innovations should be introduced into to establish a knowledge field based on the academic nature.

Key word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valuation; institution; instrumentalism field; knowledge field